但隨之而來的也有市場競爭的加劇，“商務”原有的經營意識不能順應時代的發展，致使期刊的銷量逐漸下滑，“商務”也招致“過於保守”的批評。張元濟們深感“時事變遷，吾輩腦筋陳腐，亦應歸於淘汰”，因此，為擺脫這種不利局麵，重新掌握市場主動權，“商務”開始銳意改革。“商務”首先將目光鎖定於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胡適。1921年，“商務”資深高層人士高夢旦親自前往北京力邀胡適擔任編譯所所長，胡適經過多方調查考慮，最終推薦了自己的老師王雲五。1922年1月，王雲五正式上任，擔任編譯所所長，著手改組“商務”，推行科學管理，引進大批新人，開啟了“商務”啟用現代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管理方式的新時代。這些重大經營管理政策的調整，對於《小說月報》等期刊及叢書的出版發行無疑有著重要的影響。
《小說月報》的改革就是在“商務”的支持下進行的。由於時代的原因，五四新文化運動吸引了大批讀者，所以主打禮拜六派、過於保守的《小說月報》的銷量日益下滑。“商務”著手對其進行革新，在物色新的編輯人選時，他們看中了年輕有為的茅盾。據茅盾回憶：“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初，身兼《小說月報》和《婦女雜誌》主編的王蓴農忽然來找我，說是《小說月報》明年起將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學，擬名為‘小說新潮’欄，請我主持這一欄的實際編輯事務。”這種在一個雜誌中辟出一個專欄刊登與整個刊物風格迥異的作品的做法持續了一年，顯然，這種融新舊於一爐的做法，兩麵不討好，既得罪了禮拜六派，也未能吸引新青年，因此，1920年11月，王蓴農辭職，茅盾正式擔任《小說月報》主編。
《小說月報》革新後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稿源。“商務”應允了茅盾提出的屏棄現存全部稿件（主要是禮拜六派的文稿）、賦予主編編輯全權等條件，同時提出：次年一月號的稿子，必須準期出版。這就意味著兩星期後必須開始發排工作。
茅盾為了解決創作稿件的不足，給之前曾向該刊投稿的王劍三寫快信，告知刊物完全革新的消息，請他並約熟人寫稿。茅盾當時並不知道王劍三就是新文學作家王統照，很快，茅盾意外地收到了鄭振鐸的來信，說他和朋友們願意供稿，並提到他們正在組織一個團體——文學研究會，發起人為周作人等，請茅盾參加。
這封信給了茅盾極大的鼓舞，他立即擬寫了《本月刊特別啟事》五則，說明《小說月報》從12卷1號起將完全革新，增加海外文壇消息、文藝叢談、書報評論等新欄目，其中，啟事第五則是排版時臨時加入的。《小說月報》11卷11號付印時，文學研究會發起人名單及宣言、章程等仍在醞釀中。12月中旬，鄭振鐸寄來文學研究會宣言、簡章、發起人名單和冰心、葉紹鈞、許地山、瞿世英、王統照等人的創作，剛剛趕上12卷第1期最後一批發稿，就將宣言等以附錄形式刊出。此即《小說月報》革新及文學研究會成立的過程。
在這裏，值得關注的有這樣幾個方麵：首先，1920年11月初，張元濟、高夢旦曾在北京與鄭振鐸等人見麵，鄭等要求“商務”出版一份新雜誌，由他們主編，但張等則希望改組《小說月報》，意見未能統一。鄭等表示要先成立文學研究會，再辦新刊物，而張等則回到上海，著手《小說月報》的革新工作。由此可見，在這件事上，“商務”掌握著主動權，從根本上決定著刊物的性質和歸屬權。茅盾也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改組後的《小說月報》一開始就自己說明它並非同人雜誌。它隻是出版商的刊物。我任主編也是在演獨角戲，稿件去取，隻我一人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