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語道破天機，對讀者的爭奪始終是新舊文學之爭的關鍵，文學研究會充分認識到了讀者對於新文學發展的重要意義，對當時新文學觀念尚未完全深入讀者的現狀也有清醒的認知，並且明確意識到——讀者正規的（即符合新文學發展期待視野的）文藝鑒賞力的形成需要一定的過程。因此，對讀者的培養與爭奪，就是決定新文學發展命運的重中之重。而學衡派等人的觀念既然對影響如此重要的讀者群體有著如此鮮明的負麵誘導，“這等曾經的反動派，……能阻礙一般群眾的正則的文藝欣賞力之養成；在這一點上，他們所做的罪惡，實在不小。”那麼，功利色彩極強的新文學陣營對他們根本不可能采取寬容的態度，更加不可能心平氣和地去逐一認識並接納其理論觀念的合理之處。因此，激烈甚至不無偏激的批判就是在所難免的。
由此，文學研究會一再強調的學衡派的危害性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反動運動，現在已經到了最高潮，正像政治上的反動已經到了最高潮一樣；我們不肯在時間上開倒車的人應該怎樣呢？等他們自己被時代潮流所淘汰麼？還是我們要用幾分力，推進時代的輪機呢？我們應該立起一道聯合戰線，反抗這方來的反動惡潮！”
由於文學研究會始終認為學衡派的觀點會導致守舊派的卷土重來，所以，必須極力批判其立場與觀點，不能給它留任何喘息的餘地。因此，必須極力凸顯其保守的一麵，以此為鏡，張揚自身激進的立場與觀點，擴大影響。與鴛蝴派明確的本土舊文學立場不同，學衡派代表著已經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保守主義，因此，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必須對其予以揭露與批駁，才能確保新文學的發展與穩固。鄭振鐸在1921年11月3日寫給周作人的信中不僅表明了這種立場，也體現出文學研究會發起這場論爭的預先策劃性：
想不到複古的陳人現在還有如此之多，而青年之絕無宗旨，時新時舊，尤足令人浩歎。聖陶、雁冰同我幾個人正想在《文學旬刊》上大罵他們一頓，以代表東南文明之大學，而思想如此陳舊，不可不大呼以促其反省也。寫至此，覺得國內尚遍地皆敵，新文學之前途絕難樂觀，不可不加倍奮鬥也。
茅盾在稍後致信周作人時，再次申明了文學研究會參與這次論爭的決心與目的：
如今《學衡》初出，若不乘此稍稍辯論，又恐“扶得東來西又倒”的青年先入了這些話；所以趕緊訂正他們，又很重要。
由此可見，文學研究會對學衡派選擇主動出擊，將自己融入五四新文化激進派對學衡派的論爭中的舉措是有備而戰，事先經過了一定的商討與策劃。論爭不僅僅是意氣之爭，而是經過了斟酌與醞釀的策略之舉。
（二）論爭過程
在對學衡派的論爭中，文學研究會群體仍舊十分講究策略與章法。
首先對其進行定位。將其界定為“穿洋服、說洋話的複古派”，是當代思潮中的一股逆流。“他們標榜‘國粹’，攻擊白話文和新文化運動，卻又鍍上一層西洋的金裝，說什麼‘凡夙昔尊崇孔孟之道者，必肆力於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之哲理……凡西洋之名賢傑作者，則日見國粹之可愛’，其實他們對西歐文化是一竅不通。”這就從基本立論上否定了學衡派存在的價值——即使穿上洋裝、鍍過金，也隻是對西方文化懵懂無知的複古派。
然後是選擇恰當的角度，展開攻擊。對學衡派，因為已經給其定性，就在此基礎上選擇最適宜的角度進行論爭。因此，論爭的核心主要圍繞是否讚同進化論、白話文能否取代文言文，言文能否合一，模仿古人及現實主義等。
學衡派的活動始於1921年，到1924年，因為反動軍政界與文藝界的舊勢力相互聯合，“形成四麵八方的反對白話聲”，加之新文化陣營的內部分裂與混亂，其影響達到高峰。針對這種情況，茅盾等人首先致力於對新文化陣營內部的清理。他在《文學》周報第122期上發表的《進一步退兩步》，就該問題提出自己的批評：“有些做白話文的朋友自己先懷疑白話文是否能獨立擔負發表意見抒寫情緒的重任……有些做白話文的朋友又……
埋頭在故紙堆中，做他們的所謂‘整理國故’”，後者直指早年提倡白話文的胡適等人。
文學研究會在論爭中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從大文化背景中獲得自己文學發展的支撐點——直接用世界近代文化、文學思想觀念指導自己，順應社會變革的政治標尺與受歐洲近代文明影響的外來文化參照係始終是它牢握的思想武器。文學研究會在充分吸收自然科學進化論的基礎上倡導文學的曆史進化觀念，宣告舊文學的必然滅亡與新文學的必然發生。進化論的發展觀，為其爭取生存發展、變革現實提供了思想支柱。但過於強調新舊文學之間的變異性、斷裂性而忽略了兩者之間的連續性與繼承性，則割斷了傳統文學延續性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