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波拿巴作古已經很多年了，再也沒機會氣得吐血了。這位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不管他生前有啥希冀，也不管他生後有啥變化，曆史終究還是曆史。
自馬可·波羅以後，不斷有歐洲旅行家留下關於中國見聞的文字記錄，但他們都沒有像清康熙年間來到中國的荷蘭旅行家約翰尼斯·尼霍夫那樣產生重大影響，他繪製的一張南京大報恩寺銅版畫及大量畫稿，是歐洲最早以圖文並茂方式使中國形象化的代表作，以至於出版有關中國的文章時必用尼霍夫畫稿作為配圖，而唯一圖案就是那座大報恩寺。它仿佛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夢，洋人朝聖般來到南京觀賞這座寶塔，世界全在仰視中國。然而，曆史經驗表明，經濟輝煌不能解決一切問題，西哥特人攻陷羅馬城和蒙古人覆滅宋王朝，前兩者經濟都不抵後兩者的1%；1840年鴉片戰爭時，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5%，遠遠高於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即便是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經濟也要比日本好上許多。所以一個泱泱大國總是挨打被人欺辱，就不單是經濟問題了，如同一個巨人症患者，不是頭腦簡單便是疾病纏身，雖然腰包鼓鼓的不差錢兒。盛世危言，叫人清醒與理智，重整旗鼓，再創輝煌，得靠每個活著的人。
自然，叫人操心的還有位叫吉·雷登·司恰特——簡稱司徒雷登的人。東方雄獅的怒吼聲，傳遍整個世界，也傳到了美國使館寧靜的院落裏。盡管那兩扇灰色大鐵門始終緊閉著，但振聾發聵的回蕩聲還是從空氣中，從窗戶的縫隙裏鑽了進來。負責安全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大兵早已撤走，前來接防的是共產黨小警察，無疑宣告自己的使命已經結束。
那天小排長誤入使館邸，更加劇了老司徒的惆悵。他在那間乳白色為基調的大客廳裏，在那架黑色斯圖特拉牌三角鋼琴上，彈了數十遍貝多芬的《祈禱曲》。一副蒼老頹然麵孔倒映在被支起的烏黑錚亮的琴蓋上：兩隻凹陷的眼睛微閉微張，有棱角的薄嘴唇向下耷拉，臉上皮膚白皙而鬆弛，隻有那隻希臘式大鼻子還有點兒生機。老司徒為啥要彈奏這首格調低沉的曲子，他在為誰祈禱？恐怕都是問題，也許篤信耶穌的他本人就有這種習慣，別人多慮了。細細品味，一種難以言表的心情顯露無疑。
就在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體報道了一個令世界震驚的消息：司徒雷登大使拒絕了民國政府的南下請求，堅持留在南京城。老司徒這麼做究竟為了啥？因為他已經看清了蔣介石的真麵目，開始後悔當初選擇支持蔣介石政權，而這也正代表了美國政界許多要人的心態。所以，當老司徒致電白宮請求留下，以便同中共新政權接觸時，得到了朝野有識之士的呼應。對老司徒留下的意圖，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起草回電：不要表示拒絕。
老人家批評是對的，維也納外交公約早就明文規定，大使館區域內屬於國家級禁區閑人免入，即便廢了人家外交官待遇，一個當排長的領著一幫帶著家夥的士兵縮頭縮腦地不請自到，即使不算啥侵犯動作，至少也是對老司徒臉麵的不尊重，再怎麼地，也得打聲招呼不是？幸好小排長受組織教育多年，做事兒還有點兒分寸知道深淺，要是碰上個天不怕地也不怕的愣頭青，冒冒失失地再和老司徒幹上一場，那吃不了真得兜著了。
老司徒有語言天賦，會多種國家語言，通常滿口浙江式普通話，有點兒老蔣的味道，隻是嗓音略顯沙啞一些。事實上，老司徒還會說地道的南京官話，那位莽撞的小排長不知深淺地問他懂不懂中國話，差點兒把他噎得背過氣去。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裏有一組手稿，是三百年前利瑪竇和羅明堅兩人的共同作品。手稿中編寫的漢語，是利瑪竇按照明代官話的語音，用他設計的羅馬字母拚音方案記錄下來的。這組手稿的重要貢獻在於，明確記載了明朝官話的真實發音，證實明代官話就是典型的南京話，直至清末民初，就連哈佛大學教的漢語也同樣是南京話。那時，普通話還不知在哪兒攥著哩，小排長會不會自然得打個問號。
政委被派到南京，第一個想見的人就是老校長司徒，按常理學生個人拜見老校長名正言順，有一天政委就要出門了，可是想了想還是收回了腳步，由於各自的身份不同，雙方背景又處於尖銳對立狀態下，一位高級警官不去看望受苦受難的老百姓，獨自在那兒念啥師生情，別人不跟你算立場態度這筆政治賬，隻唾你一口“小資情調”，就能把你給淹嘍。老爹很理解政委的心情，勸他以後有機會再說。有沒有機會說不準，老爹把這事兒一直擱在心裏。
老司徒接手大使職務已70高齡，對於白宮的任命，他開出兩個條件：任務結束以後仍回燕京大學；允許中國籍秘書隨其赴美。然而，老司徒無力彈奏的《祈禱曲》，也許在為他不能實現自己的宿願和看不清剩餘人生道路而祈禱。
他有一種從未有過的冷落感，四周冰涼涼的，即便此時正是酷熱的夏天，最讓他懼怕的是孤獨。幾個月以來，南京城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汽車使館牌照被收繳，近百輛汽車隻能使用一輛，滯留人員隻好整日閉門不出，有的無所事事，睡大頭覺，有的清理行李，準備打道回府。
這些日子，老司徒安步當車，跑遍整個南京城，去尋找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兒，可是沒有，大街上全是興奮而陌生的麵孔，就連往日進出自便的那些民國政府機關大樓也變得栩栩如生了，仿佛在告訴他你是個不受歡迎的人。他感到無所適從，望著興高采烈的腰鼓隊伍，一種時空輪回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他不想再出門了，就在這所房子裏呆著，他時常望著各校師生送給自己的紀念品出神。民國教育部的“一等褒獎狀”已經落滿了灰塵，那是46年元旦為表彰他在燕大服務有功，老蔣親自頒發給他的，他瑟瑟地從牆上取下來，擦去上麵的灰塵，放進箱子，也許隻有這張薄紙片才能給他最後一絲慰藉。
這天上午，他彈奏了兩個多小時《祈禱曲》，那種難以忍受的悲歎與沮喪，那種說不出口的淒涼與孤寂，都飽含在低沉委婉扣人心弦的琴聲中了。
很顯然，美國白宮任命司徒擔當大使，是想利用他對中國的了解及與各黨派間良好的人際關係，達到當朝政治家們所期望的國共調停。但是，盡管司徒先生桃李滿天下，無論在哪個黨派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職、對他懷有敬意的學生，可單憑一個人老體衰的老司徒，已不能扭轉大局。在局外人看來，俄國佬走得莫名，美國佬留得意外。而在這之前，李代總統曾勸司徒趕快撤到廣州，老司徒的想法是：一旦撤出南京，便徹底失去了與中共接觸的機會。
老司徒就是衝著這個想法留下來的，他打算通過各種渠道接觸新生政權，打算向中共傳遞這麼一個誘人的信息：如果中國不共產化，美國幫助中國工業化。同時他親自起草了承認中共的備忘錄，準備敦促白宮承認共產黨政權，為他摯愛的人民和國家，盡最後一把薄力。一切都想好了，他把大部分使館工作人員打發走了，隻和中國籍秘書、幾個年輕助手留了下來。解放軍接管南京城的那個晚上，老司徒睡了一個好覺，整整一夜都沉浸在美好的願望中。
可惜，如此誘人的信息毫無價值，因為這個信息附加了絕對的政治條件，是所有中共人士不能接受的。新政府向老司徒義正言辭地指出：若要改善同中共的關係，必須同國民黨斷絕一切往來，停止向其提供軍事援助，不幹涉新生人民政權的內政，否則一切免談。意思表達準確清晰，而這個意思恰恰是白宮不願聽到的。
在這個世上，軍人最期望的是戰鬥，而外交官最期望的莫過於機會。這最後一搏，使老司徒碰了滿鼻子灰，他仍不甘心，認為南京的政治層麵不夠，也許不理解他所建議的偉大意義，尋思著前往北平，與中共高層人物直接麵談，順便看看燕京大學，以做最後的道別。動身前，老司徒還慎重地請示了白宮，萬沒想到，國務卿艾奇遜的回電大相徑庭，要求老司徒須於7月底以前直接撤回華盛頓，接著又命令他必須8月2日前離開中國。沒有態度也是一種態度，老司徒看完回電後，氣得將電文紙撕了個粉碎，極為後悔自己優柔寡斷，責問自己為什麼不能先斬後奏，即成事實，他想起一句中國的古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看來真是老糊塗了。不過，老司徒過於自責了，因為他已繼承了耶穌的品質，心地善良，誠實信賴，擔心撒謊會遭上帝懲罰。能不能去北平僅是個機會，而能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則是另一個話題，問題是連個機會都沒有。
整整三年大使，已經讓老司徒精疲力竭，盡管他十萬分想回到燕大去過一種與世無爭的自在生活，但一想到要離開中國，失去一手培育起來的燕大，心中就有種難以割舍的滋味。老司徒最終聽從了白宮的安排，做好了撤出的準備。其實，在老司徒請示前，白宮已決定放棄大陸，將戰略防禦重點轉移到了日本，與新中國最終形成敵視局麵。這個轉移是戰略性的，用不著跟一個外派代表打招呼，老司徒隻落個悉聽尊便的份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