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的管理，在全世界範圍內，均是久治不愈的頑症。別說在中國，隔個三月五月，就不得不整頓一番，刹刹那些太黑心的不法司機的囂張氣焰；即使在經濟高度發達的歐洲，也同樣“宰客”沒商量，我的一位女友剛從法國回來，從機場到旅館僅僅5分鍾路程，竟被宰去325法郎，投訴到有關部門也沒用，司機說是事先講好的價錢—價錢倒的確是事先講好的，可她人生地不熟的，哪兒知道路程竟是這麼近？
那麼，馬來西亞是什麼樣的呢？
吉隆坡大街上的出租車密度，感覺上大體跟北京差不多，即使在不太繁華的路段，三五分鍾之內，也能上車走人。車的種類是一色兒的小轎車，沒有“麵的”，絕大部分是馬來西亞國產的“英雄”牌，上麵跟中國的“的士”一樣，頂著一塊“TAXI”標誌牌牌。這是大馬與日本合資（利用日本技術，在大馬本土裝配）生產的轎車，車型有點兒像“奧迪”，車身很大很厚重，裏麵很寬敞，坐起來頗舒服。大馬的“TAXI”價錢相當便宜，好像是1.5元馬幣起價，一般在市區轉轉，三五元錢就足夠了。
我們一共打了七八回“的”，管窺到司機的服務質量，可說是大相徑庭，甚至天上地下。而最終依憑的，也還不是人為的行政管理，而是—良心。
（上篇）
第一次打“的”，是去中國駐馬大使館取足球票。是下午3點多鍾，老天爺正“嘩嘩嘩……”大發脾氣，沒完沒了地往凡界傾大洪水。我們中國新聞代表團一行7人，都是首次來大馬，誰也不知道大使館在哪兒，離我們住的聯邦大酒店有多遠？就委托酒店侍者幫我們叫了一輛的士，講好15元馬幣來回，到那兒取了票就出來，不能耽擱。我和中國青年報女記者謝湘就上了車。
這是剛到大馬的第二天，我倆自然就像是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看著什麼都新鮮。謝湘又是一位特別能幹、特別愛說話的新聞界女強人，車剛一開動，她就已經向司機頻頻問上話了。
這是一位華族老司機，人很和善，又能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聽說我們來自北京，就很高興地和我們聊了起來。他很自豪地告訴我們，他會說七八種語言—英語、馬來語、漢語、粵語、閩語，粵語裏麵又會潮州話、汕頭話，閩語裏麵又會閩南話、福建話等等好幾種方言；若是再加上能聽懂的，就是十多種了。我們佩服得不得了，問是怎麼學的？他說當然不是在學校裏學的，他隻念到小學畢業，就因家貧而參加工作了。“那時大家都普遍貧窮，能念得起大學的是少數，一般都是後來自學的。像我這種情況，在馬來西亞是很普遍的啦。”
老司機六十一二歲，人很瘦，一副文質彬彬的舉止，分頭梳得一絲不亂，穿著漿得雪白的硬領襯衫，不像是在開車掙錢，倒像是去赴國宴似的。他原來在建築界供職，退休後出來開車，為的是供養在美國和法國上大學的三個孩子。“學費很貴很貴的啦，孩子們自己在那邊，也要起早貪黑打工，很辛苦的。為這，我和我太太還有分歧，我的意見是不想讓他們讀了，像我這樣，參加工作以後再自學，不是也很好嗎？可是太太不同意，她是一位護士，也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她非堅持讓他們至少讀完大學，於是，我就隻好再出來拚老命啦。”
“哎呀呀，當然是應該讓他們讀的啦。”我和謝湘的意見都是無條件支持他太太，說是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人必須受高等教育，“既然您的孩子們都很爭氣，能夠考上留學生，就無論如何也應該讓他們讀完啊。”老司機點著頭，苦笑。
說話這就到了大使館。大雨還在“嘩嘩”下，他囑咐我們馬上出來，就把車停在一個沒有水的地方，替我們打開車門。說實在的，我們在裏麵盤桓的時間可真不短：進門登記，到裏麵找人，找到人以後取票，取完票以後又要材料、找材料、挑材料，然後又參觀了一下大使館，最後出來時還照相留念，估計沒有半個小時也有20多分鍾了。出門一看，老司機真還在大雨中等著我們，並且沒說一句埋怨的話。他把我們送回飯店時，也沒有多要一分錢，很君子地道了別，就消失在滂沱大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