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爭，以及相伴而生的格調、性靈之爭，是中國近世詩歌史上十分突出的現象與話題，所反映的當然不止是簡單的詩學上技術路線之爭，而是關涉那個時代精英文學審美理想的塑造、演變，有著相當複雜的思想文化內涵。從近世東亞社會來看，鑒於中韓、中日、韓日之間多種渠道的文化交流，它同樣成為韓、日漢詩壇一個引人瞻矚的現象與話題，盡管看上去存在著某種時間差。如在朝鮮詩壇，一般認為於宣祖朝，以崔慶昌、白光勳、李達等“三唐詩人”為代表，受明代七子一派複古之風的影響，開啟崇唐之學，終結國初以來盛行的蘇、黃詩風，而至朝鮮朝中葉，又在接受萬曆中晚以來文學信息的情形下，發生了批評明詩剽擬唐人之失、以詩為自我性情表現的轉變；至於江戶時代漢詩，亦可見元祿、享保間以木門、萱社諸子為代表，鼓吹唐詩或七子一派之明詩，一變幕府初期所承襲的五山宋詩風格，約至寬政前後，在性靈說的激蕩下，又轉而倡言宋詩及折衷的現象。這就促使我們思考，一方麵如何在整個東亞文學的範圍內進一步把握由中世紀向近現代演進的一種共趨態勢，一方麵細心甄辨不同民族間出於對各自社會文化問題的應對，在解讀、運用大體共享的文化、文學資源時所表現的獨特麵貌。以下擬以江戶漢詩壇的唐宋之爭與明代文學之關係為專題，對上述問題進行考察。
一
江戶時代漢文學的性質，總體上被認為是儒學的附庸。
這方麵的特征，在早期階段尤為突出。在眾多論述江戶漢詩的著作中，第一期的劃分，占多數意見的是在慶長八年（１６０３）以降約八十年的時間內。其時儒者所麵臨的主要問題，是乘朝廷明經之學、五山僧院之學喪失活力之機，運用程朱新注之說的思想武器，打破明經家學的秘傳，建立士人之儒學，在擺脫於禪宗從屬地位的同時，開拓相對自由的學術風氣。漢文學即在此縫隙中開始獲得複興，並日益滲透到士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從時代上來看，這一時期相當於明萬曆三十年代至清康熙前中葉。雖然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但以長崎為口岸的中日海上貿易，使得作為大宗商品的漢籍輸入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因而包括明代曆朝刊行的各類書籍，以相當迅疾的速度，不斷流入日本市場（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頒布“展海令”後，渡日貿易的唐船數更是急劇增加），這自然成為日本儒者接受明代學術與文學的資源。較早的藤原惺窩（１５６１—１６１９），鬆下忠氏嚐舉其《文章達德綱領》卷六所引明籍，計有《性理大全》、《文章辨體》、《皇明文則》、《明文衡》、《古文矜式》、《翰墨全書》、《百川學海》、《文章一貫》、《讀書錄》、《明文選》、《明文苑》等（同前引，第１７３頁）。其中除《百川學海》這樣由宋人輯刊、明人續之的叢書，《翰墨全書》這樣元人編的日用類書（多取宋末詩文，日本有寬永二十年刻本），以及元陳繹曾《古文矜式》（日本有元祿元年刊本）外，集中在明代儒學與文章學兩類。相應的，被列舉的明人有宋濂、劉基、高啟、方孝孺、胡廣、吳訥、吳與弼、薛瑄、羅倫、聶大年、丘濬、李東陽、楊慎、羅洪先、唐順之、王維楨、王慎中、茅坤、李攀龍、王世貞等（同上，第１７４ 頁），亦清一色為儒林、文苑名臣。因如茅坤、王世貞尚活動於萬曆前期，而慎蒙輯《皇明文則》為萬曆初刻本（其選文頗以理學為則），則惺窩所閱明籍，當止於是際，距其卒年至多不過四十餘年。就所引明代文章學著作、選本而言，前中期吳訥《文章辨體》、程敏政《明文衡》，皆主真德秀《文章正宗》平正醇粹、輔翼世教之意，有較為濃厚的理學內涵，實體現館閣文章學宗旨；而高琦《文章一貫》（國內已久無傳本，日本有寬永二十一年刊本）、汪宗元《明文選》（以程氏《明文衡》為藍本增刪之）、張時徹《明文苑》（後刪訂為《明文範》），皆嘉靖間輯刊，雖亦大抵反映正統文學觀念，然時代風尚畢竟已發生變化。從惺窩對明代文學的評論來看，以明初劉基、宋濂、蘇伯衡、王禕等人“首辟文運”，於李夢陽（包括徐禎卿、何景明）有“力追古製，號為中興”的高度評價，並以王慎中、唐順之、羅洪先、王維楨為繼而“擅其宗”者，所持價值標準仍有較重儒臣文學的色彩，卻已顯示了對李夢陽至嘉靖前期文壇複古傾向的認可。惺窩門下對明代文學的關注點漸有下移，並更多地擴展到詩的領域，如被江村北海論為“先於徂徠已稱揚七子者”（《日本詩史》卷四）的那波活所（１５９５—１６４８），已充分肯定題為李攀龍《唐詩選》之於學詩者的作用，又盛讚後七子中謝榛、徐中行、吳國倫詩之氣象（《活所備忘錄》）。林羅山（１５８３—１６５７）壯年所寓目，就明代而言，有李夢陽、李攀龍、王世貞、汪道昆、葉春及、王慎中等人詩文，總集則有“終明之世，館閣宗之”
（《明史· 文苑傳》）的高棅《唐詩品彙》、《唐詩拾遺》、《唐詩正聲》，以及浦南金《詩學正宗》等，當然，也有如《陽明詩集》、《丘濬詩集》等儒臣之作；為研究者所特別注意到的，是他在《十二蟲並序》中曾提及袁宗道《白蘇集》（《白蘇齋集》）。被視為專業詩人先驅的石川丈山（１５８３—１６７２），於後七子一派詩及詩論相當嫻熟，對李攀龍、王世貞、吳國倫詩作亦各有評論，並且他已讀到過袁宏道的詩作，肯定其“寫得有趣，別有奇新”。此外，與惺窩門下背景頗為不同的元政（１６２３—１６６８），在４０ 歲前已購入《袁中郎集》（《與元贇書》，《草山集》卷三），又與元贇老人共閱萬曆中其他性靈派詩人如徐渭、雷思霈、鍾惺等的詩文集，“特愛袁中郎之靈心巧發，不藉古人，自為詩為文焉”，並因此以“性靈說”言詩，那也不過相距五十年左右的時間。至於明末文壇的信息，如幾社、複社之流，則至少可通過朱舜水（１６００—１６８２）得以即時傳遞。
至此，我們已可看到，事實上，整個明代文學在這一期中皆已傳入，以前後七子為代表的複古主張與公安派為代表的性靈學說，自然亦不例外，甚至已開始為人所持說，但二者並未即如中晚明或之後的江戶詩壇那樣傾奪天下而構成對立的論爭關係，其中原委值得深究。如前所述，這一期儒者主要要應對的，是如何利用程朱新注之說，建設獨立的士人新儒學，而程朱理學自元明以來已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故明代主流學術與文學，無疑是他們研習宋學經典與漢文的理想取資。也就是說，他們主要是從宋儒的立場出發，在宋明理學一脈相承的延長線上，審視明代文學的資源，取其所需，為我所用。惺窩自不必說，他所謂的“文章達德綱領”，如薑沆所解：“其所謂達者，孔子之所謂辭達而已矣也。所謂德者，孔子之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者也。此一篇綱領，而作文之根柢也。”羅山亦斷言：“唯文與道貫通為貴，謂之真之文章也，複謂之道德之文章也。”故宋儒的“文章載道之器”說自為題中之義，他們攝取明代儒林、文苑名臣的著述，首先皆在這一對文學的理解上獲得某種統一。李夢陽輩以與宋學的對立而倡複古的動因顯然不會被關注，詩文寫作技法上的人為追求亦會被排斥，倒是元明館閣文學一再申論的“文章與時高下”的“氣運”說，挾著複古之風，被突出強調其作為一種政治文化表征的意義（如活所在其《白氏文集後敘》中即述及國綱與文章盛衰之關係）。不過，正是這種聯結政治想象的“雅正”、“氣象”、“格調”之文學理想，成為他們對前後七子注目的動機，也很自然為下一期江戶詩壇祭起明代古文辭派的旗幟作了某種鋪墊。從作者自身修養的要求來說，文道一貫的基礎在於“養氣”，故惺窩通過引述如宋濂、薛瑄之說，將“養元氣以充其本”視為作文的根柢（《文章達德綱領》卷一），在此層麵上，亦有儒家學者“詩文出於真情則工”那種發乎自然的要求（同上）；但我們也應注意到，如薛瑄在理氣論上對朱熹形上、形下之分而有先後的觀念已有修正，認為“理隻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唯其如此，“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王陽明更發展“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傳習錄》中）的一元論哲學，這就影響他們在“道德文章元不二”（林羅山《春碩賡之因又和焉》）的認識基礎上，為重視詩文自身的價值開了方便之門。作為日蓮宗高僧的元政，由於陳元贇的特殊關係，已經領略到萬曆中晚文壇新變的思想、文學風尚，他對於袁宏道等性靈詩人的喜好，固然是因為有佛學修為上的共通基礎，而在另一方麵，正如有學者已指出的，如果說宋明理學是摒棄了佛、道異端教義的正統文化體係，日本的新儒學則是與佛教彼此相容的學說。因此，在當時儒學日盛的形勢下，元政實際所關注的，是如何在佛、儒統貫的前提下把握心性之學與文學的關係，所謂“以忠孝為根柢，以文字為枝葉，則詩亦深邃也。以心性為淵源，以詞章為波瀾，則詞以高妙也”，基於此，他所表述的“蓋流自性靈者，有德之言也”，與袁宏道繼承李贄“童心說”那種與“聞見道理”相對立、肯定人的欲望的個性主義要求，顯然不在同一個語境中。鬆下忠氏在前引大作中曾分析說，二人在文學主張上相同，在哲學主張上相異，對於後一論點，我很讚同，隻是覺得其在文學主張上亦未必相同，從某種意義上說，元政所持的“性靈”說，與崇道的唐宋派諸如唐順之“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論，倒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
真正進入宗唐之擬古主義時代，要至江戶詩壇第二期，日本學界一般劃分在元祿至天明，按照江村北海在《日本詩史》卷四中提出的“氣運”說，恰好距嘉靖間後七子所倡有二百年的時間差。這種遞遷規律的發現是否準確，並非問題所在的關鍵，我們所應探討的是，為什麼會在二百年後，才有這樣看似是按中晚明文學思潮原序列的重演？江戶詩壇自此開始的唐宋之爭或格調、性靈之爭，與中晚明乃至清代所要解決的詩學或社會文化問題，究竟有怎樣的內應性及異同？
我們知道，元祿時期是德川幕府最為繁榮的時期，“這個時期的文化特征，是取代武士文化的町人文化，特別是新產生的城市文化”。城市商品經濟的勃興，町人勢力的崛起，使得日本社會自此彌漫著一種帶有世俗文化自由、獨立之享樂主義基調的精神氛圍，這也便是日本思想史上所描述的“文人精神成立”的社會文化條件。就儒學而言，隨著朱子學派在日本的官學化，儒家學問被服務於幕府政治的特殊利益，已退化為一種外在化的倫理道德秩序，顯然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經濟變革需求。於是，前後有山鹿素行（１６２２—１６８５）、伊藤仁齋（１６２７—１７０５）、荻生徂徠（１６６６—１７２８）等紛紛取徑古學，提出對程朱理學的懷疑與批判。應該說，這種社會文化環境，與明代弘治以來城市經濟複蘇，市民階層力量壯大，並產生反撥宋儒、肯定真實人性與個體價值的文學與文化思潮，確有內在的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