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裏，他得意地嗬嗬大笑起來，一直笑到差點喘不過氣。
“請問你是怎麼找到線索的？”
“嗯，我都告訴你們吧，華生醫生，雖然這是絕對機密，但我們是自己人，可以談。破這個案子的第一步是弄清這個美國人的來曆。有些人會登個廣告，等知情人前來報告，或者等死者生前的親朋好友來報告。我卻不這樣做，你還記得死者身旁的那頂帽子嗎？”
“記得，”福爾摩斯說，“那是從坎伯韋爾路229號約翰·安德烏父子帽店買的。”
葛萊森一聽這話，就變得非常沮喪起來。他說：“沒想到你也注意到這一點了。你有沒有去過那家帽店。”
“沒有。”
“哈！”葛萊森放下心了，“不管可能性有多麼小，你都不能讓這機會白白浪費。”
“對一個偉人來說，沒有一件事是微不足道的。”福爾摩斯像是在引用誰的至理名言似地說。
“接著，我去找了店主安德烏，我問他是不是賣過這麼一頂帽子。他們查了查售貨簿，很快就查到了，這頂帽子被一位住陶爾魁裏，夏朋捷公寓的瑞伯先生買走了。這樣，我就找到了死者的住址。”
“漂亮，幹得真漂亮！”福爾摩斯低聲讚道。
“後來，我就去夏朋捷太太那裏了，”葛萊森繼續說：“我發現她臉色蒼白，神色非常不安。她的女兒也在家裏——她是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和她說話的時候，她的眼睛紅紅的，嘴唇不停地顫抖，這些我都注意到了。因而，我開始懷疑起來。福爾摩斯先生，你知道，當你發現正確線索時，心裏有多高興。我問：你們知道了你們以前的房客克利夫蘭城的瑞伯先生被人暗殺的消息嗎？
“夏朋捷太太好像激動得話都說不出來了，她隻是點了點頭。而她女兒更是禁不住流下了眼淚。我越看越覺得她們肯定知道些什麼。
“我問道瑞伯先生是幾點鍾離開這兒去車上的？
“8點，她不停地咽口水，企圖把激動的情緒壓下去，他的秘書斯坦節遜先生說，有兩趟火車去利物浦，一趟是9點15分，一趟是11點，他坐的是第一趟。
“這是你們最後一次見麵嗎？
“那個女人聽我提出這個問題，一下子變得麵無人色。過了好久，她才告訴我是最後一次，但她說話時聲音是啞著的，很不自然。
“沉默了一會兒後，那位姑娘開了口。她態度很鎮靜，吐詞也清楚。
“她說：說謊是沒有用的，媽媽，我們，我們跟這位先生坦白了吧，我們後來還見過瑞伯先生。
“願上帝饒恕你！夏朋捷太太喊了一聲後，雙手一伸，身體倒在椅背上，你可害了你哥哥！
“阿瑟也會讓我們說實話的。這位姑娘態度堅決地說。
“我連忙說道：你們最好把全部情況告訴我，別吞吞吐吐的。我想你們還不知道我們到底掌握了多少情況吧。
“都怪你，艾麗思！她媽媽大聲對她說，然後又轉身對我說，我都告訴你吧，先生。你別以為我著急是因為他和這個命案有什麼關係。他是清白無辜的。我所擔心的是，在你們或是別人看來，他好像是有嫌疑的，但，這是絕無可能的，他的高貴品格，他的職業，他的過去都能證明他的清白。
“我說：你最好把事實都告訴我，相信我好啦，要是你兒子當真清白無辜，他就會沒事的。
“她把她女兒打發出去後接著說：先生，我本來不想告訴你的，但我女兒已經說破了，沒辦法，我隻好跟你全說了吧，一點也不保留。
“這就對了嘛！我說。
“瑞伯先生住我們這裏快有三個星期了。他和他秘書斯坦節遜先生是來歐洲旅遊的。我發現他們每個箱子上都貼著哥本哈根的標簽，可見他是從那兒來的。斯坦節遜是個不愛說話有涵養的人；但他的主人——卻很壞，跟他完全不一樣，他言語粗野，行為下流。他們住進來的頭天晚上，瑞伯就喝得大醉，到第二天上午12點都沒醒過來。他對女仆們的態度更讓人惡心，輕佻、下流極了。最讓人痛恨的是，他竟然也用這種態度對待我女兒艾麗思。他不止一次地對她胡說八道。幸虧我女兒還年輕，不懂事。有一回，他居然把我女兒拉到懷裏，緊緊抱著她。他太無法無天了，連他的秘書都罵他太無恥，簡直不是人。
“可是，你為什麼要忍受這些呢？我問道，隻要你願意，你隨時可以把他攆走。
“夏朋捷太太被我問得滿臉通紅，她說：要是我一開始就把他拒絕了就好。但他開出來的條件太誘人了。他們每人每天的房租是一鎊，一個星期我就得十四鎊，何況現在是客人稀少的淡季。我是個寡婦，兒子在海軍服役，花費很大。我實在舍不得白白錯過這筆收入，所以，我就盡量忍著。直到最近這次，他鬧得太不像話了，我才把他趕走，這就是他們搬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