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0—1977），原名茂榮，浙江上虞人。早年編進步刊物《南針報》並開始寫雜文。著有雜文集《不驚人集》、《打雜集》、《街頭文談》等多種和《文藝思潮小史》等。
母親去世，已滿一個月了。
近日想起，悲哀已像一塊冷卻的鐵，雖然還壓在心頭，但失去灼痛的熱度了。因此，能夠沉重地、但冷靜地想想她的命運。
小的孩子們沒有見過祖母，要知道祖母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們要知道的，主要是音容笑貌。但關於音容笑貌，我無法加以描寫。遺憾的是，母親並沒有留下一張照相。但照相怎麼能夠傳達母親的形象呢？我的母親是一個最普通的村婦，她的從二十六歲到四十六歲的二十年間的形容，對我是極具體的，但又極抽象。有誰注意過自己的母親的美觀的呢！對於兒女，母親就隻是母親，隻覺得她的崇高，隻關心她的臉龐的消瘦或豐腆、愁苦或愉快的變化。
孩子們問我怎樣愛母親的，我也說不出。對於母親，是不像對於別的人，可以愛可以不愛的，對於母親的愛，不會依什麼情況為轉移而有所增減的。在無論什麼情況下，母親總是母親。我能夠說的，隻有母親的痛苦。生在貧家，嫁在貧家，物質生活的辛苦，是不必說了。精神上，從她被貧困刺激得性情粗暴的丈夫，是沒有得到安慰的。至於兒女，夭亡的夭亡了，離散的離散了。在十二、三年的戰爭期間，千難萬難地養大了一個孫女，是她膝下唯一的承歡的人。但是，解放以後，先是我派了人要從她身邊把她的孫女帶走；這沒有成，卻反而突然被死神帶走了……
解放以後，她的桑榆晚景，本來也不算壞。知道我沒有在戰爭中死掉，還給她添了一大群的孫兒，這“福氣”就不小；我寄的錢，也夠她和我的父親溫飽地度日的；經過改革的社會，對她也尊重起來了……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然而，她是不滿足的，非常痛苦的，她是在痛苦中死去的。
她晚年的痛苦，是我所給她的。
我是她唯一可以指靠的兒子。指靠也算指靠到了，我供給了她的生活費用。但她所指望的，隻是這麼？她還有別的要求的。但是我，解放以後，一次也沒有回去過；孫兒一大群，對她也不過是想象中的存在。“福氣”不小，可都是虛的。二十多年不見，她該有多少話想同我說說啊，但是，一直沒有得到機會。
我要把她們接出來，她不願意，說是過不來異鄉的生活。她也知道同我們沒有多的話可講，而在家鄉，可以同別的老太太們念念八仙佛（八個人一桌共同念佛），講講家常，熱鬧些。她叫我回去看看，我總是說，要去的，但終於沒有去。我為什麼不回去，原因很多，對她，卻總是說工作忙。在她，以為我在欺騙，是不會的，但她總覺得莫名其妙。對我這個兒子，她養到我十二、三歲以後，就開始莫名其妙了，一直到最後還是莫名其妙。這情形，在做母親的，是一件無比痛苦的事；所以，她在瞑目以前的一年中，已經神經錯亂了。
但是，據家信說，她在彌留之際，卻極清醒地說了極達觀的話，一句也沒有責怪我。這是出於偉大的母愛的原諒，但也是出於偉大的母愛的堅忍！
我不但使她莫名其妙，而且使她對我有一種自卑感，這是我懺悔不盡的地方。
母親賦予我生命。但這個生命，是在窮困的家庭和黑暗的社會中長大起來的，它像什麼一株野生植物，營養的不足，使它畸形地發展，它沒有色和香與周圍的百卉競豔，它隻長出刺來保護自己——往往在它自身和它所植根的土地受到侵犯的時候，它的刺就緊張起來了。
因此，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就形成了一種怪僻的性格，這性格使得我連對於父母，也很少說話。父親對這，是一味的責罵，母親卻隻是用了茫然的眼光看我。她看我總是在讀書，正正經經地用著功，以為我一定有道理，而這些道理是她所不能懂的。所以，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她對我絕不表示意見，隻以整個母親的心，不得要領地探測著，無能為力地衛護著我！
例如，十四歲的時候，我鬧起戀愛來了。我的家鄉，是同族聚居的，我所愛的是本宗的姑娘。這是非法的，也不會有結果的。母親知道了這事，有一天，背著人問我：
“人家在說你，你同××姑娘相好呢？……有這事麼？……”
我沒有做聲。母親等了好一會，歎了一口氣，走開了。
一九二六年，鬧大革命，我也追隨了。第二年四月，國民黨清黨，在我們縣裏，要捕捉八個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逃到了上海，混進一個學校裏半工半讀地過日子。過了兩年，案子冷下去了，我曾偷偷地回家去了一次。母親見了我，細細的把當時警察去抓人，搜查的情況敘述了一番。她說：“那時候，驚嚇是不小的，我急得病了一場，不知道你在外麵怎麼樣了。後來接到你的信，說是到了上海，才放了心。他們，那時盡要搜你的書，把一間破屋搜遍了。好在我先得了風聲，藏過了，如今還在呢！……”說著後麵的一句話的時候，她臉上露出驕傲的微笑。接著，她問了一句：“你如今還在做那種事麼？……”我沒有回答。我那時並沒有做“那種事”，但是我不願意講“我不做了”，她其實不大明白我究竟做的是什麼事。等了好一會，母親隻說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