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蕾對張愛玲的小說做過卓有洞見的分析，她著眼於“細節”，認為“相對那些如改良和革命等較宏大的‘見解’，細節描述就是那些感性、繁瑣而又冗長的章節；兩者的關係曖昧，前者企圖置後者於其股掌之下，但卻出其不意的給後者取代”。關於張愛玲的“細節世界”，周蕾繼續說：“是從一個假設的‘整體’脫落下來的一部分。而張愛玲處理現代性之方法的特點，也就在於這個整體的概念。一方麵，‘整體’本身已是被割離，是不完整和荒涼的，但在感官上它卻同時是迫切和局部的。張愛玲這個‘整體’的理念，跟那些如‘人’、‘自我’或‘中國’等整體的理念不一樣。”周蕾：《婦女和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筆記》，麥田出版社，1995年，第85頁。周蕾認為這些細節的存在對婦女和居家有特殊意義，而我認為這種意義還可以超越私人領域擴至作為整體的上海都市生活。張愛玲借著她的細節逼迫我們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物質“能指”上，這些“能指”不過講述著上海都市生活的另一種故事，也依著她個人的想象力“重新塑造”了這個城市的空間——公共的和私人的，小的和大的。
三、結語：城市的名片，文學的使命
城市，作為與鄉土相對立的一種敘述元素，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也是政治空間和文化空間，是一個具有多重空間性特征的物質與文化存在。不同城市所擁有的獨特性，使其成為深度寫作的富饒資源。文學賦予一座城市意義，基礎在於這座城市的文化身份。斯圖亞特·霍爾認為文化身份是被“生產”出來的。既然是被“生產”出來的，當然不是完成狀態的。也就是說，文化身份自身可能是不統一的，但出於敘述的需要，文化身份的界定便由於敘述者的介入而被製造出來。通過老舍和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北京和上海常常被視為近現代中國的縮影，一個是古老而傳統的，一個是現代而時髦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北京問題和上海問題被當作中國問題來看待。在近百年來的文學中，北京和上海被賦予了相當多的現代國家的想象意義。
從本質上說，老舍和張愛玲不是某一個階級或階層的代言人，而是綜合了都市現代化進程中舊的不斷崩壞、新的不斷滋生、舊與新又不斷轉化的文化總體特征，用他們各自特有的美學風格和認知視角給以表達，他們都是屬於都市的，屬於現代的，屬於民間的。同樣，他們的創作使我們再次認識到了城市文學與城市文化的密切關係。隨著現代城市的快速發展，中國文學的城市書寫已經跟不上城市的發展。有學者指出，城市書寫的使命，已經擺在了中國作家的麵前。城市書寫也自然成為當代中國文人的使命。從當下文學發展現實看，不同城市都在尋找自己的文學代言人，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在內的城市都不會例外。相信有老舍和張愛玲這樣的巨星在前方照耀，中國當代城市文學的發展史是讓人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