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提到安娜·阿德勒，福爾摩斯都稱她為“那位”女士，好像她沒有別的稱呼似的。福爾摩斯心中的“那位”女士，才貌雙全，是所有女人中最出色的一個。但這並不表明福爾摩斯對她懷有愛情，因為福爾摩斯是個很古板、冷靜的人，他是世上用來進行最精密的觀察與推理的機器，要他去做情人，真是強人所難。他對情感，特別是愛情，是很不“感冒”的。他說話的語氣不是譏諷就是挖苦，從沒聽他說過脈脈含情的話。對觀察家來說，甜言蜜語能揭示一個人的行為和動機，可對於受過訓練的推理專家來說，這種情感會分散他的注意力，他的推理會遭到幹擾。受幹擾的程度比精密儀器中落入沙粒或高倍放大鏡裂了縫還嚴重。但是，有一個女人，唯一的一個女人，已經去世的安娜·阿德勒，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朦朧的印象。
最近我很少見到福爾摩斯，我結婚後，和他來往的次數就越來越少了。完美的婚姻和初次當家的樂趣，深深地吸引了我。而福爾摩斯，依舊厭惡一切世俗，豪放不羈。因此，他仍然埋頭於貝克街那所房子的舊書堆中。他服用可卡因，然後再瘋狂工作，一周又一周，他就處在這樣一種由藥物帶來的昏睡狀態和充滿旺盛精力的工作狀態的交替中。他依然沉迷於犯罪行為的研究，用他那超常的智力與觀察力去搜尋線索，偵破官方警察認為無法破解的案件。我時不時地了解到關於他的一些情況，比如說他被請到奧德薩去偵破德雷帕夫暗殺案，他偵破了特倫柯馬利的艾德金森兄弟慘案，以及出色地完成了荷蘭王室交予的使命等等。這些事，我也是和讀者一樣，是從報紙上了解到的。除此以外，老朋友福爾摩斯的別的情況，我也不太清楚。
1888年3月20日晚上，我出診歸來(我那時又開始行醫了)，剛好路過貝克街。當我又一次看到那熟悉的房門時，以前的情景不由浮現眼前，在我心中，它總是和我的追求以及在“血字的研究”一案中的神秘事情聯係在一起。我突然想和福爾摩斯敘敘舊，很想知道他最近在忙什麼。燈光從他屋子裏溢出來，我抬頭望去，窗簾上，他背著手的瘦高身影來回走動。他什麼樣的情緒有什麼樣的行為舉止，我早已了如指掌，因此，我想，他肯定剛從藥物帶來的昏睡中清醒過來，此刻正沉迷於一個新出現的案件的推理中。我按了按門鈴，福爾摩斯把我領進了曾屬於我的房間。
盡管福爾摩斯看到我的那一刹那還是很高興的，但我發覺，他不像以前那麼熱情了。他一言不發地用手示意我坐到那張有扶手的椅子上，然後，扔給我一盒雪茄。他站在壁爐前麵，指了指放在屋角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氣爐，用獨特的神情打量著我。
“你結婚後很好，”他開口了，“華生，上次見麵到現在，你又重了七磅半。”
“七磅。”我回答說。“不，我看有七磅多，華生，應該有七磅多。看你的樣子，你又開始行醫了，可我沒聽你說過要重操舊業。”“你怎麼知道我又行醫了？”“當然是我見了你之後，推理出來的。如果我沒說錯的話，你最近經常淋雨，而且，你雇用的女仆笨手笨腳的。”“哦，我親愛的福爾摩斯，”我說，“你太神了，你要是生活在幾個世紀以前，肯定會被用火刑活活燒死。沒錯，我星期四到鄉下去了，走路去的，回來的時候讓雨淋透了。可我換過衣服了，真不知道你是怎麼看出來的。那個女仆，瑪麗珍，簡直蠢得無可救藥，我妻子把她炒魷魚了。可我還是不知道，你到底是怎麼推斷出來的？”
他笑了起來，邊笑邊高興地搓著他細長的手。“很簡單，”他說，“我剛才借著爐火看到你左腳皮鞋的內側有六條幾乎平行的劃痕，這顯然是刮沾在鞋上的泥疙瘩時，粗心大意弄成的。所以，我由此推出兩個結論：一是你曾經在下雨天外出過，二是皮鞋上的劃痕是倫敦女仆造成的。至於說你重操舊業，這麼說吧，要是有一個人，他滿身碘酒味，右手食指上有硝酸銀腐蝕的黑斑，高頂黑禮帽的右側鼓起一大塊，像是藏著聽診器，這樣的人走進我的房間，我還看不出他是個醫生，那我不是太蠢了嗎？”他把推斷過程說得輕而易舉，我忍不住笑了起來。“每次聽你推理，”我說，“總覺得什麼事都簡單得滑稽可笑，好像我也能推斷出來。可在你解釋之前，我總弄不懂你下一步的推理是什麼，不過，我還是相信我的眼力不比你差。”
“確實這樣，”他點燃了一根雪茄，非常舒服地半躺在扶手椅上，“你是在看，而我是在觀察，這就是區別。比如說，你經常走通到這個房間的樓梯吧？”
“是的。”“你走了多少次了？”“至少有上千次了吧。”“那你知道有多少級梯子嗎？”“多少級？我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