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文學研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凸現的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通過近二十年的開拓耕耘，這一領域研究已有不少收獲，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有必要予以清理盤點。本章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古代家族文學研究的狀況略作述要。
一、對古代家族文學研究的理論性探討
對古代家族文學的研究，在我國當代古典文學研究中起步甚晚，屬於晚興的一個學術研究領域。上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地域文化研究的勃興，古代家族文學研究隨之提上了議事日程。1989年，王興中較早發表《家族精神的文學指向》（《雲南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一文，提出：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這個傳統的核心之一便是家族主義，它從內在本質上影響著社會製度、道德觀念及祖先崇拜信仰等。作為民族精神狀態重要表現的古典文學，便是在家族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產生的。如，漢民族文學源頭《詩經》的眾多作者，已經表達出他們在維護追求以血緣來調節社會使之達到和諧的願望，抒發和讚美了動人的手足情、血緣情，這對我國古代家族文學的孕育具有重要的催生作用。該文對90年代以來我國古代家族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與導引作用。2003年，李真瑜發表《文學世家：一種特殊的文學家群體》（《文藝研究》，2003年第6期）一文，認為文學世家與文學流派有著明顯的不同，它是由同屬於一個家族的幾代文人構成的文學家群體。其在文脈外還存在著血緣紐帶，這種血緣紐帶與家族在文化上形成的文化鏈密切關聯，使作家彼此間有一種無法割斷的聯係。其作為創作群體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麵：一是文學世家的形成明顯表現出家族在文化上的長期積累，這是一個詩書傳家的過程。二是理論和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家學特點。三是女性作家的出現，其背後的家族文化因素起著明顯的作用。四是延續時間長。文化世家由於文化的積累、後代的傳承意識及血緣關係等因素的影響，延續數百年的屢見不鮮。五是家族文學作品的編輯刊刻，已成為文學世家在文學上的一種標誌性的文化成果。正因此，文學世家較之文學流派更多了一層文化上的意涵，它在社會文化的積累和傳播方麵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這也是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的顯著特色之一。此文篇幅甚為短小，但論說精辟，對家族文學的內涵尤其是其特征作出了較為切中的概括。2005年，楊曉斌、甄芸發表《我國古代文學家族的淵源及形成軌跡》（《新疆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一文，指出：我國古代文學家族的形成大致經曆了西周至春秋、秦漢、魏晉、劉宋四個重要階段。我國古代文學家族形成的時限當為劉宋時期，其判定應當從曆時的延續性、創作的共時性及時限的前後三個方麵來加以確證。此文對我國古代家族文學研究從總體上予以了把握與探討，對我國古代家族文學研究的開展起到了勾畫輪廓與引導深化的作用。2008年，李朝軍又發表《家族文學史建構與文學世家研究》（《學術研究》，2008年第10期）一文，從專題文學史的建構及獨特文學專題研究的角度，對古代家族文學研究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文章認為：文學世家與家族文學是我國文學史上一種帶普遍性的現象，建構家族文學史不僅可以增添一個新的文學史類型，體現古典文學相關研究領域學術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且對文學世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方法意義。提出：家族文學史因其綜合性能夠獲得觀照文學家族與家族文學的宏觀視角；因其鮮明的時段性而有利於家族與文學互動關係的考察及其興衰替變的探究；因其獨立的文學譜序而能顯示相關研究的薄弱環節，獲得一個有效的家族文學批評尺度。文章還提出：家族文學史的研究應該兼顧古今文學觀念的差異，包括從曆時性、共時性等多向度進行考察，其分期應取決於家族文學自身呈現的階段性變化。總攬一代與曆代家族文學現象的文學通史建構宜於采取文學世家史的形式，中國文學世家史的建構有利於把握古代家族文學現象形成、演變的全貌與階段性特點，探究其興衰起伏的內外成因，揭櫫中國文學的民族特色等。該文是90年代以來我國古代家族文學研究中最具理論色彩、著力對家族文學史建構予以探討的成果，其視點甚高，識見入理，為進一步開拓與深化我國古代家族文學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對我國古代不同時期或不同地域家族文學的宏觀整體性研究
90年代以來，我國古代家族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維麵，便是對不同曆史時期或不同地域家族文學的宏觀整體性研究。在這一研究維麵，所勒成專著的有池澤滋子《吳越錢氏文人群體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與此內容相關的專著主要有：程章燦《士族與六朝文學》（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江慶柏《明清蘇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張傑《清代科舉家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吳正嵐《六朝江東士族的家學門風》（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王永平《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家學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徐茂明《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商務印書館，2004年），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張學群等編著《蘇州名門望族》（廣陵書社，2006年），等等；碩士論文有：關春燕《明代吳江女性文學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04年）；所發表論文主要有：嚴迪昌《文化世族與吳中文苑》（《文史知識》，1990年第11期），楊東林《略論南朝的家族與文學》（《文學評論》，1994年第3期），鄧小南《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的考察》（《國學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陳友康《古代雲南少數民族的家族文學》（《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古代少數民族的家族文學現象》（《民族文學研究》，2004年第3期），田彩仙《魏晉文學家族的家族意識與創作追求》（《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趙德利《家族文化審美略論》（《青海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張遠東《樂山古代文學家族性現象及其成因初探》（《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馬予靜《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河南家族文學》（《河南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張天來《魏晉南北朝文學表現家族觀念的情感模式》（《東南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吳中勝《清前期贛南家族文學評述》（《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李真瑜《文學世家的聯姻與文學的發展——以明清時期吳江葉、沈兩家為例》（《中州學刊》，2004年第3期），劉勇剛《論雲間地域與名門望族對雲間派的影響》（《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俞樟華、馮麗君《宋代江浙家族型文學家群體》（《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景遐東《唐代家族詩文群體及其家學淵源》（《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王毅《宋代出版與宋代文學家庭》（《聊城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宋代政治與文學家庭》（《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論宋代文學家庭》（《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6期），王文才《六朝文學家族繁盛原因初探》（《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張劍、呂肖奐《宋代的文學家族與家族文學》（《文學評論》，2006年第4期）、《兩宋黨爭與家族文學》（《中國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呂肖奐、張劍《兩宋家族文學的不同風貌及其成因》（《文學遺產》，2007年第2期）、《兩宋地域文化與家族文學》（《江海學刊》，2007年第5期）、《兩宋科舉與家族文學》（《西北師大學報》，2008年第4期），周昌梅《六朝陳郡謝氏家族的書畫修養與詩賦創作之關係》（《中州學刊》，2007年第3期），吳桂美《東漢文學家族和家族文學略論》（《內蒙古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東漢家族文學與文學家族》（《中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3期），胡大雷《中古時期家族對兒童的“文學”教育》（《梧州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王德明《論清代廣西的文學家族——“清代廣西文學家族研究”之一》（《南方文壇》，2008年第3期），王惠敏《清代商丘家族文學著述考》（《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虞文霞《宋代江西的教育、科舉、文學家族》（《文史知識》，2008年第11期），等等。這之中，其研究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對不同曆史時期的家族文學進行宏觀敘說與概括，這一方麵成果主要體現在楊東林、陳友康、田彩仙、張天來、李真瑜、景遐東、王毅、王文才、張劍、呂肖奐、吳桂美、胡大雷等人的論文中；二是對不同曆史時期不同地域的家族文學進行探討，這一方麵成果主要體現在嚴迪昌、鄧小南、陳友康、張遠東、馬予靜、吳中勝、俞樟華、馮麗君、周昌梅、王德明、王惠敏、虞文霞等人的論文中。在後一方麵，所探討的地域家族文學主要集中於南方與中原，其研究論題主要有：魏晉南北朝時期河南的家族文學、唐代江南的家族文學、宋代江西的家族文學、清代蘇州的家族文學、清代鬆江的家族文學、清代前期江西贛南的家族文學、清代河南商丘的家族文學、清代廣西的家族文學，等等。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不少論文或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或具有深化與修正現有文學史觀念的作用，值得提及。如：吳桂美《東漢家族文學與文學家族》（《中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3期）一文，鑒於東漢家族文學的研究一直為學界所冷落的狀況，因此，其著力梳理東漢文學家族的基本狀況，揭示東漢文學家族的總體特征，分析其原因與影響，由此，勾勒出東漢家族文學的來龍去脈與總體風貌。陳友康《古代雲南少數民族的家族文學》（《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一文，從大量文獻中發掘出古代雲南民族文學中存在的家族文學現象，介紹了幾個較為典型的文學家族，分析雲南家族文學產生的原因及特點，為古代雲南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並有所開拓。張劍、呂肖奐合撰的關於宋代家族文學研究的係列論文則從不同的視點多方位地展開了對宋代家族文學的研究，將黨爭、科舉、地域文化與家族文學的關係及兩宋家族文學的內在形成、呈現風貌與成因等較為細致地揭櫫了出來。如：其《宋代的文學家族與家族文學》（《文學評論》，2006年第4期）一文認為：宋代文學家族往往起於寒族，他們在家族政治勢力、經濟實力下降時，往往依靠文學繼續維持家族聲譽。宋代文學家族的道德教育，使宋代文人立身處事多以氣節為先，以禮儀為重，其文化教育注重圖書積累和嗜學博學風氣的培養，為宋代文學鋪設了厚重的文化底蘊。其《兩宋黨爭與家族文學》（《中國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一文認為：黨爭是兩宋政治的主要表現形態之一，由於黨禍的酷烈，不同的家族在黨爭中采取了或進取、或退避、或遷徙的多元策略，黨爭對家族文學的傳承、文學經典的生成及文學生態的重新分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又如：其《兩宋科舉與家族文學》（《西北師大學報》，2008年第4期）一文則認為：科舉入仕是家族振興和保持長盛不衰的重要條件之一。兩宋科舉製度對家族教育的目的和方式有明確的引導性，而科舉內容對家族文學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作用，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學家族轉化；另一方麵，家族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和曆史要素，又有其相對的獨立性與穩定性，家族的文化傳統、文學積澱和某些彈性措施，可以適度調節科舉功利性所帶來的消極影響，維護文學自身的良性發展。總之，從不同的社會文化與曆史事象層麵來開拓與深化古代家族文學的研究，是上述係列論文的顯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