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對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的最顯著之處體現在文集版本、傳本研究及有關詩學史實考論等方麵。這方麵突出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對《文選》版本的研究、對白居易詩集傳本的研究及對日本所藏其他中國古典詩學典籍的研究上。此研究優勢一方麵緣於獨特的曆史文化資源，另一方麵則是日本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與實事求是的民族精神所致。
總之，日本學者對中國古典詩學的研究，其重點集中在詩人詩作個案研究上，在少數著名詩人身上所出成果甚多，但其研究所涉及的詩人還很有限，不少詩人詩作的研究還很薄弱甚至缺失。在所開展的研究論題方麵，日本學者所涉足的領域也還有限，其突出的特色主要體現在域外傳本研究及相關史實考論上。它們從不同的視點與維麵上為我國古典詩學研究界提供了參照與借鑒。
四、在研究時段上的特征：三階段穩步發展
回顧一個多世紀以來日本學者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的曆程，其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從上世紀初至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二是從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至上世紀70年代末，三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至現在。三個研究階段明顯體現出各異的特征，在總體上呈現出穩步發展的曆程。
在第一階段，其研究上的特點主要表現為每年所刊發論文數量甚少，在20年代以前基本為空白。進入20年代，開始出現少數關於楚辭與漢魏六朝詩學主要包括陶淵明與《文選》研究的論文，其在研究範圍上始終比較狹小。進入40年代，對唐詩研究的論文開始增多起來，研究的範圍與領域有所拓展，但由於深受戰爭的影響，學術研究的良好環境無從構建，其每年所發表論文數量還是不多。
在第二階段，隨著戰爭的結束與日本國內經濟建設的迅速開展，社會秩序的重建，經濟文化的恢複與發展，這些，從不同的方麵有力地促進了日本學者對中國古典詩學的研究。這一時期，日本學者在中國古典詩學研究上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成為海外漢學界首屈一指的營壘。其每年所發表論文的數量穩定增長，研究範圍不斷拓展，詩經研究、先秦詩學研究、宋代詩學研究、元明詩學研究、清代詩學研究、中國古典詩學理論批評研究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開展。已有的研究領域不斷豐富、充實與深化，以前未曾涉足或少涉足的研究領域則不斷被開墾。此時期，日本學者的研究成就，令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界刮目相看，相較於中國內地深受意識形態影響的古典詩學研究，其研究的領先地位得到國際漢學界的一致肯定。
在第三階段，雖然日本中國古典詩學研究在其研究背景上並未受到顯著因素的影響，但由於中國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潮流的影響，中國內地本土學術研究界煥發出了空前的熱情，廣大研究者積極投身學術研究事業，古典詩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並穩定發展至今。這一學術背景對日本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界的影響便是使其地位相對弱化，其影響也相對變小，相對於50、60、70年代的研究狀況，可以說，其已如明日黃花，雖然風景仍在，但其光彩已略顯黯淡。這一時期，從整體而言，日本中國古典詩學研究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由於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很多日本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都有機會到中國留學、進修或訪問等，不少馳騁沙場多年的中老年研究者也不斷有去中國訪學或參加有關國際會議的機會，這從一個側麵有力地促進了日本學者的中國古典詩學研究。日本學者們進一步開闊了眼界，不少人更實地接觸、調查有關研究對象，與中國學術界切磋交流，學術思想的火花得到進一步焠煉。這一時期，很多日本中國古典詩學研究者紛紛到中國發表或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兩國研究者的學術交流空前頻繁，資源共享，互通有無，互惠互利，共同提高。由此，日本中國古典詩學研究在交流與比較中取長補短，不斷拓展其研究領域，提升其研究水平。
五、在研究方法上的特征：重視文本細讀與分析
20世紀以來，日本學者對中國古典詩學的研究在方法上最顯著的特征，便是重視對文本的細讀與分析，這一研究方法直接承繼的是我國清代的樸學傳統。自20世紀初由狩野直喜等人開創以來，一直得到不斷弘揚。在這一點上，它與我國一些學者重視宏觀觀照與把握的學術研究取向是截然不同的。他們強調對材料的細致掌握，對資料的翔實占有，在盡可能準確翔實地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開展課題研究。在集體項目中，其最直接的表現形式便是“讀書會”，一般在某一知名學者的主持下，聚集一些對某一課題研究較有興趣的研究者，爾後圍繞課題研究中的不同資料，從最細致的字句疏解、注釋入手，分工合作，逐字、逐句、逐篇“過關”，大家針對“擔當人”所提出的問題進行“會診”，提出自己的意見與看法，經過討論辨析，最後確定比較可靠的結論，之後執筆以集體的名義寫入研究成果中。如：60年代以立命館大學文學部高木正一為首的“《詩品》讀書會”，以京都地區學者為中心，每月集中一次，針對《詩品》文本及相關問題進行“會商”，最後以“《詩品》研究班”的名義，自1964年10月至1971年8月在《立命館文學》上連續以《鍾氏〈詩品〉疏》為名發表疏解之文，為解說《詩品》做出了甚為切實細致的工作。“《詩品》研究班”成員則以“讀書會”為契機，根據自己的興趣點，各自發表了不少文章，如高木正一、興膳宏、船津富彥成為知名的《詩品》研究專家。又如，目前，以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內山精也為首的“宋代江湖詩派讀書會”，聚集了東京地區一批宋代文學研究者，每月集會一次，對宋代江湖詩派中的詩人詩作有選擇性地進行注釋，目前在《江湖派研究》第1輯中以“江湖派研究班”名義已出版“戴複古五律譯注”，共32首，譯注者分別有內山精也、梅田雅子、山口若菜、高橋幸吉、種村和史、阿部順子、永田真一、渡瀨淳子、保苅佳昭、鬆尾幸忠、河野貴美子、加納留美子、會穀佳光等，為日本讀者了解宋代江湖派詩人詩作做了甚為細致的工作。在研究者個體所從事的研究工作中，他們一般都從最細微之處入手，如研究具體詩人，首先從對其不同詩作的疏解入手，如研究某一時段文學，則首先是從不同單個詩人的研究入手，這從他們發表的成果中可以得到確證。比如，興膳宏對六朝詩學的研究，最初便從對嵇康、郭璞、陸機、左思、潘嶽等具體作家的研究入手，由此擴展到對整個魏晉六朝詩歌史的研究；他又在對《文心雕龍》、《詩品》、《文賦》、《隋書經籍誌》等著作長期注釋的基礎上，展開對魏晉六朝文學理論批評的研究，這使其研究“從微而著”，將宏觀研究切實落足於微觀考察之上，由此而終成一代“大家”。興膳宏在談到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與特點時，曾將其概括為“深入地、放大了眼看材料”。他認為，傳統研究方法對日本中國古典詩學研究者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重視一字一句，就是深入資料的具體方法，而“讀書會”也是一種讀書訓練，它是使“文本細讀”這一方法得以傳承與延續的重要方式，對日本中國學研究乃至其整個學術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