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帝國經過上一專題後，又開始步入艱難之中，少數民族的叛亂、地方勢力的割據、中原的群雄逐鹿這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回到了那個又要麵臨轉折的曆史關頭。
兩者是一回事兒嗎？當然不。不光是時代背景的不同，更有社會經濟結構的區別。不過，在這不同之中，我們也不要忽略這樣一個問題：麵臨著同樣的曆史轉折，此時的第二帝國，又將會走向何方？
安史之亂：兩種組織體係的衝突
唐朝的文官製度，經過武後和玄宗間的慘淡經營，漸有頭緒，東南的物資，至此也能供應朝廷所在的地區，但是企圖組織北方的國防線的計劃，卻經過此次變亂而永遠無法實現。
——黃仁宇《九重城闕煙塵生》
公元755年，安祿山叛唐，自漁陽（北京）以15萬之眾南下，攻占洛陽，並於次年取長安。此為安史之亂的開始，並成為唐代中衰的轉折點。
安祿山的祖先出自蘇定安（中亞腹地），母係則為突厥。在當時中國的邊區，他的背景並不算特殊。安祿山所統率的部隊15萬人，以每天60裏的行軍速度南下。而唐朝各庫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兵也沒有訓練，此時的“府兵”多數已經名存實亡，不僅各處沒有“勤王”（所謂“勤王”，原意是指皇帝不能勤於政事，需要大家“提醒”他，後來多隱諱地指國家有難，皇帝需要保護，各地方自發組織力量護駕）的行動，安祿山的部隊還有向淮河和漢水發展的趨勢，所以他敢於在公元756年年初自稱“大燕皇帝”。
但安祿山沒有立即西進，給唐軍一個在潼關地區增強防禦的機會。這時候郭子儀和李光弼從山西進兵河北，重新光複很多州縣，忠於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機策反，有占領整個“敵後”的可能。隻是玄宗也沒有利用這種機緣，他將一個老病而無心戰鬥的哥舒翰推上前線，又不讓他堅守，以待河北官軍擴張戰果，使安祿山腹背受敵，反而是強迫哥舒翰倉促出戰，以致一敗不可收拾。安祿山因此入長安，郭子儀和李光弼的側翼行動不能生效，隻好由河北經晉陝向甘肅撤退。
接著發生馬嵬驛兵變，士兵們退到這個地方後，堅決要求處死楊貴妃，否則決不前進。唐玄宗縱使再想挽救楊貴妃的性命，也是無能為力，隻好讓楊貴妃自盡。接著，士兵們又要求擁立太子，結果肅宗繼位。新朝廷收容了郭子儀和李光弼的部隊，又以和親政策，得到回紇的幫助，以一年三個月而收複長安，又一月收複洛陽。而安祿山已在肅宗發動攻勢之前，被他自己的兒子安慶緒謀殺，安慶緒則在由洛陽退返河北之後，被安祿山手下名將史思明所殺。
史思明是胡漢混血兒，他在757年殺安慶緒之前，曾率手下8萬之眾降唐。肅宗明受降，但卻暗派人刺殺他，被他發覺。所以他又自稱“大聖燕王”，再陷洛陽。以後在與官軍作戰不利時，被他的養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則在763年被部下李懷仙所殺。至此，安史之亂才算結束。
如何對這段曆史進行評價呢？黃仁宇先生說，我們今日重新回顧這8世紀中期的一段史實，很難在倉促之間，得到確切的結論。關於這一點，前人留下了很多論說，比如有人責備楊國忠，說他身為宰相，頤指氣使，等於逼著安祿山造反，“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為名”。也有說玄宗任人不當的，安祿山“厚賂往來者”，玄宗就讓他出任平盧、範陽、河東三節度使，又讓他兼群牧使和牧監，以致將邊區蓄養戰馬的權力都斷送到他手裏。也有些曆史學家認為任用番將是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為李林甫恐怕文臣入相出將，與他爭權，所以慫恿玄宗任用番將，因為他們缺乏中國文人的涵養，不能在朝廷裏做大官，但不料卻因此而將國防重任交給他們，反為他們所製。
黃仁宇先生認為，以上各種解說，都有牽強附會的嫌疑，真與失真不說，提出的見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麵傳聞，來解釋很多組織製度上的大問題。節度使製度的起源，發生在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他設10個節度經略使，規定10個國防區，共有鎮兵49萬人，軍馬8萬餘匹，是個在紙麵上講來非常宏大的計劃。但仔細看來，則這種堂皇的計劃仍犯著“官僚主義”的錯誤，不能離開“金字塔倒砌”的“間架性設計”，以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去籠罩真人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