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看出，《大轉變時期》是當代中國大變革的理論再現，它以較大的生活容量和深刻的思想意蘊，為改革留下了真實的寫照。我不否認《大轉變時期》對某些領域的分析還未達到深層結構，但它作為從整體上論述改革的哲學著作，在理論界可謂獨樹一幟。
社會主義改革是前無古人的創造性工程，因此，它不可能沒有失誤或不足之處。就在《大轉變時期》對改革熱情讚揚的主旋律中，我們也不難聽到作者用那深沉的語言對改革的失誤、不足和問題所作的實事求是的評估：什麼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問題還有待真正搞清；改革是從“分權讓利，開放搞活”這一基本思路出發的，然而，這是一條錯誤的思路，實際上，行政權力屬於國家，本無可放，而企業經營應得利益，並非所讓，八年改革的實踐在某種程度上重複了以往曆史曾經一再重複的現象——國家與企業之間“放權”與“收權”的循環過程，權力還有待各就其位，利益還有待各歸其主，這些問題需要有一個全局性、曆史性的解決；改革八年是新中國曆史上立法最多的時期，然而，僅僅有法是不夠的，權與法的矛盾仍然是今後法製建設中長期存在的主要矛盾；社會主義活力的增強有賴於人們主體地位的確立，然而，主體意識在目前尚處萌發階段，“主人”地位的獲得和真正履行“主人”職責之間，還存在著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轉變，還需要重新認識“自我”……
可見，作者無意粉飾現實，但他們對改革成就之熱情謳歌和對改革不足的秉筆直書，其用意都在於希圖“讓曆史告訴未來”。《大轉變時期》的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它在曆史與未來的交叉點上，勾勒出一幅種種認識的衝突、種種矛盾的紐結、成功與失誤、希望與失望相交織組成的整體畫麵。在我看來，這正是我們目前所處的社會環境的形象描繪。
如果《大轉變時期》的思索僅僅停留在對大變革的客觀描述上，它就不可能具有這樣沉甸甸的份量。在勾勒出大變革基本輪廓的同時，作者還把真實的描述與深沉的反思結合起來，在平凡的生活中深入掘進，探尋舊體製形成的客觀必然性，剖析大變革的深層結構。在我看來，這是《大轉變時期》的最成功之處。
《大轉變時期》不是用新的標準籠而統之地評價舊的體製，也不是僅僅追溯舊體製形成的主觀原因，而是把舊體製及其形成放到一個更廣闊的曆史背景去理解。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上的中國社會主義，首先要把實現工業化作為自己必須完成的任務。在完成這一任務時，必然麵臨著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積累”。在當時條件下，實現積累的手段無非兩種：一是建立市場體係，以商品交換的形式，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自發地完成；二是建立計劃體係，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在超經濟的強製作用下完成。
對這兩種手段的選擇在當時並不是自由的、條件相等的。選擇前者，國家無法控製積累的性質和方向。因此，建立一種高度集中的、借助於國家行政手段對經濟實施計劃管理的體製就成為一種必然結果。這種體製發揮了它的曆史作用，但也潛在地包含著後來暴露的種種弊病。商品經濟是人類曆史發展的必經階段。開辟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商品經濟的道路，是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路。改革之所以使中國發生空前變革，從根本上說，就在於它促使農村的自然經濟和城市的“產品經濟”向現代化的商品經濟過渡。廣泛的社會調查，深沉的哲學反思，使《大轉變時期》觸摸到了傳統體製的形成和當代中國變革的根源。
《大轉變時期》在運用曆史唯物主義探討改革的同時，又站在改革實踐的基礎上對曆史唯物主義本身進行了新的探討。應該說，這是《大轉變時期》的又一成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