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卡奇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受生產力奴役的狀況”（盧卡奇語），但他沒有弄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為什麼“受生產力奴役”，實際上是沒有弄清人與人的關係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轉變為物與物的關係，並受物奴役的。如果說馬克思的物化理論重在批判現實的生產關係，那麼，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則重在批判現實的生產力。當盧卡奇把對物化的全部憤怒都宣泄到現代工業文明的可計算性的量化過程上的時候，他的物化理論的邏輯實際上是來自韋伯，而不是馬克思。這就是說，盧卡奇的物化理論與馬克思的物化理論具有重大差別。
《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及其演變》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深入分析盧卡奇物化理論的同時，又比較研究了盧卡奇物化概念與馬克思物化概念的相同之處與不同之點，既說明了馬克思的物化理論尤其是商品拜物教理論對盧卡奇的啟示，又論述了盧卡奇與馬克思對物化的不同理解，對物化產生原因的不同看法，對物化形成路徑的不同分析，對物化後果的不同闡釋，言之有理，持之有據。
但是，我不能不遺憾地指出，在論述盧卡奇物化理論與馬克思物化理論的差別時，《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及其演變》忽視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韋伯的“合理化”思想對盧卡奇物化理論的重要影響。如前所述，盧卡奇並沒有從理論上澄清人與人的關係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物化的，而是直接套用了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把對資本主義批判集中在可計算性的量化過程，對準了所謂的“生產力崇拜”。
這就導致盧卡奇的物化理論中存在著雙重邏輯，即馬克思意義上的商品結構、生產關係基礎上的物化與韋伯意義上的生產力、科學技術基礎上的物化。馬克思肯定了作為生產對象化的物化，否定了人與人關係的物化、異化，而在韋伯那裏，隻有流水線上生產進程的可計算性的對象化，與人的主體價值的異化卻被“祛魅”了，韋伯實際上是站在肯定的立場上把物化視為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對於這一重要問題，《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及其演變》有所察覺，但沒有達到理論自覺；“點到為止”，但沒有深入剖析。這是一個需要彌補的遺憾。
盧卡奇不僅提出了一種“另類”的馬克思主義，而且這種“另類”的馬克思主義包括物化理論深刻地影響了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盧卡奇不僅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開創者，而且在現代西方哲學留下了思想的痕跡，其獨特的經曆、複雜的知識結構、多變的理論立場在一定意義上又是20世紀西方思想史的縮影。《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及其演變》自覺地意識這一點，因而在深入分析盧卡奇物化理論的基礎上，不僅分析了盧卡奇物化理論與馬克思物化理論的關係，而且把盧卡奇的物化理論置放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現代西方哲學這樣一個廣闊的背景中去考察，具體分析了“物化理論的轉向：工具理性批判”、“物化理論的巔峰：‘單向度’理論”、“物化理論的變奏：海德格爾的‘集置’理論”、“物化理論的最後走向：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從而展示了一個更為宏大的理論畫卷。
《盧卡奇物化理論及其演變》一個顯著特點就在於，把盧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哲學家還原到他們賴以生存和思考的具體的曆史情境中，梳理他們的理論關係，獨創性地提出物化理論的啟蒙期是在盧卡奇寫作《曆史與階級意識》前後；轉折期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出版《啟蒙辯證法》時期；全盛期是在馬爾庫塞用“單向度”理論全麵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時期；最後走向則是哈貝馬斯出版《交往行動理論》時期，正是在這一著作中，哈貝馬斯轉變了物化理論批判的範式，即把工具理性批判轉變為成交往行為理論。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書探究出盧卡奇物化理論發展的一條隱幽線路，這就是從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到海德格爾的“集置”理論，明確提出海德格爾巧妙地把盧卡奇的“物化”轉換為“本真”和“非本真”，進而提出了“集置”理論，從而開啟了對物化批判的新視角。應該說，這一見解獨特而深刻。
從根本上說，“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及其演變”這一課題是要梳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段思想史，這段思想史所涉及的人物都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頂尖高手。同時，在盧卡奇的物化理論中，突發的靈感與嚴謹的邏輯結合，理論的透徹與大膽的斷言並存，深刻的領悟與晦澀的語言交織。《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及其演變》的寫作的確是理論道路上的艱辛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