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小說家、散文家兼文學翻譯家，又是一位具有廣泛影響的文藝批評家。他和魯迅、郭沫若是鼎足而三的文學巨匠，為我國現代文學運動奠定了基礎。他對新文學曆史的貢獻是卓越的，多方麵的。1983年3月27日到4月3日，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首屆茅盾研究學術討論會，在茅盾研究的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它標誌著茅盾研究的嶄新局麵已經到來。為了響應這次會議“開拓茅盾研究新領域”的號召，我不顧譾陋，想就茅盾對新詩發展的貢獻談些淺見，拋磚引玉，求教於國內的專家和讀者。
對初期白話詩的倡導和關注
“五四”時期，魯迅用他的《狂人日記》等振聾發聵的小說，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郭沫若用他狂飆突進的浪漫主義詩篇，崛起於詩壇；茅盾則是以文學評論家、外國文學翻譯家和刊物編輯家的身份，走上了文學道路。除了在文學上各自的主要建樹外，他們對於新詩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郭沫若自不待言，魯迅在1918年也寫了一些新詩，為當時寂寞的詩壇敲過“邊鼓”；茅盾雖然沒有寫過新詩，但為了初期白話詩能夠在古老的中國紮下根來，披荊斬棘，做了大量的拓荒工作，可以說，他是中國新詩的倡導者之一。
茅盾在“五四”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開始專注於文學，翻譯和介紹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為的是給“創造劃時代的新文學”提供借鑒。出於同樣的目的，他也翻譯介紹了不少外國詩歌。計有：《阿富汗的戀愛歌》、《匈牙利國歌》（斐都菲著）、《雜譯小民族詩》、《“假如我是一個詩人”》（瑞典巴士著）、《烏克蘭民歌》、《佛列息亞底歌唱》、《塞爾維亞底情歌》、《塞爾維亞底情歌（續）》、《永久》《季候鳥》《辭別我的七弦豎琴》（瑞典泰伊納著）、《祈禱者》《少婦的夢》（散文詩，阿美尼亞西曼陀著）、《東方的夢》《什麼東西的眼淚》《在上帝的手裏》（葡萄牙特·琨台爾著）、《浴的孩子》《你的憂悒是你自己的》（瑞典廖特倍格著）、《南斯拉夫民間戀歌（四首）》、《烏克蘭的結婚歌》、《花冠——烏克蘭的結婚歌》、《烏克蘭的結婚歌（二首）》、《戀愛——一個戀人的日記》（丹麥維特著）。可以看出，茅盾很注重弱小民族的詩歌和外國民歌的譯介，因為它們既能振奮中華民族的精神，又能為初期白話詩的創作提供借鑒。
茅盾是從1921年元月起負責編輯《小說月報》的。他一上馬，就對這個刊物實行全麵的革新。在《＜小說月報＞改革宣言》中，他宣稱“將於譯述西洋名家小說而外，兼介紹世界文學界潮流之趨向，討論中國文學革新之方法”，在“譯叢”欄實行“說部，劇本，詩，三者並包”的方針。在他主編《小說月報》的兩年內，刊登了不少文學研究會同人和他自己的譯詩，還開辟了“海外文壇消息”的欄目，由他負責編寫。由於他“采的內容包羅萬象，很得關心外國文壇近況的讀者的歡迎”。所以，1923年他不編《小說月報》後，接編這個刊物的鄭振鐸仍然要求他把這一欄目編下去。他一直到1924年6月才結束了這個專欄，共寫了206條消息。在這些消息中，有不少是介紹外國詩壇動態和詩人情況的，如介紹了蘇聯、荷蘭等國的情況，報道了勃洛克（蘇聯）、伐佐夫（保加利亞）、奧斯柴支（斯羅伐克）等詩人的死耗，並介紹了他們的生平及創作，等等。
此外，他還撰寫、翻譯了許多文章，評介外國一些著名的詩人和作品，評介的詩人有濟慈、拜倫、彭斯、裴多菲、馬雅可夫斯基等。1923年發表的《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菲的百年紀念》一文，是繼魯迅的《摩羅詩力說》之後評論裴多菲的一篇重要文章。前麵提到的裴多菲的那首《匈牙利國歌》（即《民族之歌》），就是茅盾第一個把它介紹給我國人民的。魯迅於1925年也曾經翻譯過裴多菲的五首短詩。為什麼這兩位新文學的開拓者如此推重裴多菲呢？就因為他是愛國詩人，他的鬥誌“能鼓動青年戰士的心”，而當時災難深重、風雨如磐的中國正需要“富有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風般的文學”。
與魯迅和茅盾相反，當時曾經出現一種貶抑翻譯的論調，有人說看外國文學作品“不如看原著，一經翻譯就沒有味道”，還有人認為創作是“處女”，翻譯是“媒婆”，等等。魯迅和茅盾針對這種論調，都先後予以辯駁，闡述了翻譯的重要意義。魯迅指出：“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著創作”；“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對於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於大家更有益”。茅盾對譯詩的意義作了強調，認為外國詩的翻譯可以“感發本國詩的革新”。他說：“我們翻開各國文學史來，常常看見譯本的傳入是本國文學史上一個新運動的導線；翻譯詩的傳入，至少在詩壇方麵，要有這等的影響發生。”“據這一點看來，譯詩對於本國文壇含有重大的意義；對於將有新興文藝蹶起的民族，含有更重大的意義。”在外國詩歌影響下，“五四”時期白話詩的興起，就是一個明證。時隔半個多世紀，我們前兩年又聽到貶抑翻譯的老調重彈，有人說，學習外國詩歌“應該去學原作”，通過譯作是“學不出什麼名堂來的”，翻譯詩歌“實屬徒勞無益”，雲雲。此論之謬，無須筆者辯駁。我們的文學前輩有容納百川、“取精用宏”的恢弘胸襟，他們采取“拿來主義”，汲取他人的優長化為自己血肉的精神，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一切在翻譯領域長期辛勤耕耘、嚴肅勞動的同誌，都值得我們尊敬。
在革新《小說月報》的前後，茅盾除了注重外國詩歌的翻譯介紹以外，還熱情倡導、扶植白話詩的創作。據統計，1921年《小說月報》發表新詩十首左右，其中有葉聖陶的《感覺》、《成功的喜悅》、《鎖閉的生活》和朱自清的《旅路》、《人間》等。他在這年的最後一期上發表《一年來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時說，“我們今年雖有戲劇，詩歌卻不多；明年起擬多登詩歌”。果然第二年情況大變，共發表新詩一百首左右，數量增加十倍！茅盾在給一位作者寫信時說，他“極喜朱自清先生的詩”，並以《旅路》和《星火》二詩為例，說“那中間悲哀，隻要地球上尚有人時，總是不滅的”。他在給另一位讀者複信時又說：“我並不是單喜歡朱自清先生的詩，其餘各家的詩，亦有我所極喜歡讀的”。是這樣的，比如郭沫若的《匪徒頌》、《鳳凰涅槃》等詩發表時，茅盾就同別人議論過，“對於作者這種熱情橫溢敢於創新的氣魄十分欽佩”；《女神之再生》發表不久，他還撰文介紹，稱讚道：“對於郭君此篇我不能不佩服為‘空穀足音’。”
新詩草創期，茅盾在詩歌方麵主要從事翻譯介紹、編輯出版活動，為新詩創作提供借鑒，開闊新作者們的視野，為新詩這枝新花的成長爭取園地。在詩歌理論上，盡管他已經感到“評詩自是現在極緊要的事”，認為應該建設“新的詩的評論法”，但是因為種種原因（主要是參加實際的革命鬥爭），尚無更多時間和精力進行這項工作。據他自己解釋，“現在評新詩尚嫌材料缺乏”，這也是一個原因，所以沒做出更多的建樹。於1922年先後發表的《獨創與因襲——對於近年作新詩者的箴言》和《駁反對白話詩者》，是這一時期比較重要的兩篇文章。前者針砭了新詩作者因襲和模仿的弊病，規勸作者不能模仿別人也不能重複自己，要“自出心裁地去‘創作’”，形成自己“獨具的風格”；當然，他並不反對接受別人的影響，他反對的是“生吞活剝”，主張“消化”，因為消化以後，它們“已不是誰們的而是我的了”。當時，茅盾能有這樣的看法，很為可貴，這對初期白話詩創作無疑是一帖祛病的良藥，對新詩作者是寶貴的“箴言”。後者，對反對白話詩的謬論，如詩應該有“聲調格律”，白話詩是“拾自由詩的唾餘”，隻為“少年”所喜等等，一一加以駁斥，痛快淋漓。詩歌在文藝的各部門中，“一向是最貴族式的”，“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文已是非聖無法，罪大惡極，何況提倡白話詩”。因此，初期白話詩所受攻擊最多。我們從茅盾的這篇文章和俞平伯所作《社會上對於新詩的各種心理觀》的文章中，可以略知當時新詩成長的艱難。因此，茅盾對於初期白話詩的提挈、倡導之功，實在應該在新詩發展史上留下光榮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