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敬兄：
您好！自1985年分別至今，已八年了！這中間雖有幾次書信往還，但聯係總嫌太少了。這主要責任在我，一是這幾年總編室的工作太忙太雜；二是我懶於寫信，即便是自己的家人也如此。望兄諒解。
我少年時代，原本性格活潑開朗，後因家庭（父親的曆史問題）和社會的原因，性格逐漸改變，趨於內向，且在一般人麵前都不那麼坦率了，把自己包得較緊；感情也變得麻木遲鈍，不那麼容易激動了。隻是三中全會以來，情況稍有好轉；但看慣了世態炎涼，人心趨向，尤其是近年來的世風下降，要恢複少年時代的率真就難了。巴老不是提倡說真話嗎？這談何容易！
所以，您的關懷和來信，每次都深深感動了我這顆木然的心。您不過和我家有過一段共同的苦難遭遇，您與我也隻是見了一麵，有幾次文字的交往，卻使我感到了真誠的友誼和火熱的心腸。連我這個做兒子的都不再想父親的往事了，您還念念不忘這個可憐的老人，您的忘年交！叫我說什麼好呢？
我自幼所知父親的事很少，隻是上中專要入團時才從沈陽寫信問及父親的曆史（我1954年考入上海製藥工業學校，1955年學校遷沈陽），他才寄我一份簡曆。從中得知，他早年參加革命很早，入黨在20年代後期，還是李大釗那個小組的。大革命失敗後，當局要抓他，才攜家從北京南下的（我大姐二姐已出生）。以後在國民黨政府幹稅務工作。解放前從我記事起，他一直是個“清官”，三個姐姐都沒上高中，過的是小康生活，就是證明。他國、共兩方麵都有要人相識，但從不求人，安貧樂道。解放前任偽上海貨物稅局（在外灘）督導主任，解放後任康定路的稅務局票照科長。1952年左右去蘇州革大學習，結業後全體人員支援新疆建設。這些文職人員那時到新疆又有何用，學習一年後又調回上海，正趕上原單位精簡，就失業在家。無事可做就義務輔導裏弄的孩子學習文化。1955年秋大逮捕時被抓，關進上海第一看守所審查（當時我已去沈陽，家人瞞著我）。1957年無罪釋放。其實，他的政曆問題，解放後早就向組織作了交代。這是我知道的。1957年暑期，我從沈回滬探親，父親才放出不久。
1958年我中專畢業，主動要求去邊疆，才分配到寧夏工作至今。在寧夏剛在一家藥廠報到不久，廠領導就派我和金麗容（我的女同學）帶一群徒工到滬培訓（在上海製藥三廠），1959年6月返寧。1960年秋，父親來信告知，決定全家去河西走廊。如我在滬，怎麼也不會讓全家去的，他那時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啊，這不是去送死嗎！可能也是出於無奈，聽光華、光申說，當時街道民警催得甚緊，不去不行。房子也不要了（我家是二房東）。1985年我出差回滬時，去了舊居，受到老鄰居的熱情接待，到舊居樓上還看了看，不免黯然神傷。以我父親的身體條件，他在滬的話，活八十多歲不成問題。不久父親慘死於玉門鎮青山農場，為遷母親及兩個弟弟的戶口，我1961年初曾去過那個農場。我清楚地記得，寒冬臘月，下午到玉門鎮下火車走到黃花總場已是傍晚，正好遇一青山農場的中年婦女（上海人）要回，我倆搭伴而行。據她說不遠，可是天逐漸黑了，在荒灘上迷了路，我倆走了一夜，沒走出那個圈子，到天明了才走到。記得第二天我還喝上了青山農場的臘八粥。為辦戶口，從青山到黃花走了兩三個來回，可能路走多了加上天寒地凍，右腳的大腳趾下腫起一個血皰，半年才好。至今這塊皮膚沒有知覺，而且隔幾月需用刀修去其增厚的趼子。我想沒凍掉就算萬幸了！不知那時您在青山農場否？如在，失去了一次見麵的機會。後母親因父慘死受刺激極深，先是變得癡呆，後來住院診斷為腦軟化，再後來癱瘓了，1965年去世於成都的二姐家。
現二老骨灰放置我家中，每當見盒上照片，我都無比感傷。我想，一個在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一度還傾向過革命，即便在上海時還傾囊資助過友人去延安，為革命多少做了點好事吧。迫於生活（我們七個姊妹兄弟），父親在偽政府機關幹事，養家糊口，沒幹過什麼壞事；解放後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又作了交代，為什麼會落得如此的下場？1986年上海公安局給我來一函平反通知，並彙來800元錢。這真是叫我感慨萬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