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初，中衛的魏若華來出版社找我。我倆是關係不錯的校友和文友，因在兩地工作，見麵機會不多。這次他從包裏拿出一部書稿同我說：“這是我四十年前寫的一首長詩，將近400行。那時我上高三，愛好文藝，在國慶十周年前夕寫成。第二年春天，我將這部習作投寄給你們出版社。”他說詩稿寫得很不成熟，當然沒被采用。但他對那位編輯的工作態度和敬業精神始終心存感念，尤其令他難以忘懷的是那封熱情洋溢的長達500字的退稿信。他感慨地說道：“在1960年那樣餓著肚子看稿的年代，這位編輯竟不放過一個標點符號，認真負責地處理一個中學生的來稿，即使是專任寫作課的老師也很難做到的吧？他卻按審稿程序，一個字一個字地看下去，然後寫下了一大頁指正意見，僅此精神也足以令人奮發向上、感慨係之了！”這麼多年他不止一次向出版界友人打聽這位編輯老師的下落，沒有結果；這次他想到了我，把那部詩稿和退稿信交給我，希望我能夠幫他找到，以了他的夙願。
他走後，我重新翻閱了詩稿和退稿信。我想，這位編輯健在的話，他（或她）的歲數也該七十上下了。我們出版社是1959年初成立的，建社初期的文藝編輯一共才六七位，會不會是當時的組長李兆仁？還是陳興起、劉和芳？從退稿信的筆跡看，娟秀工整，又像是出自女同誌之手，陳素文也有可能；但是從對原稿改動處的筆跡辨認，遒勁有力，又分明是男同誌所寫。於是我就向陳興起詢問，並將退稿信給他辨認。他說，當時他的確分工處理詩歌和散文的來稿，不過那段時間他曾經出差外地，有可能是組內其他編輯處理的這部稿子。所以會出現兩種筆體，據他說是這樣的原因：退稿信由編輯擬稿，再交當時的辦公室秘書邵秀娟（這位女同誌80年代初已調回上海）謄寫，然後加蓋公章後寄出。過了幾天，我又拿出那部稿子從字裏行間辨認修改的筆跡，越看越像是陳興起的筆體。我帶上詩稿請老陳仔細辨認，這次他確認詩稿是他所改。我說，這下作者終於找到了你，是你把他領進了文學的大門；如今他雖然成了我區的著名作家、研究魯迅的學者，但他念念不忘您這位最初的領路人。老陳謙虛地說道，當時我們就是這樣做的，不管稿子是否采用，都要認真審稿和複信，這是對作者勞動的尊重。
兩個月後，魏若華又來出版社，我告訴他已經找到了那位編輯。他讓我陪同去老陳家，要登門拜謝，不料老陳夫婦最近去西安小住，令他深感遺憾。我說一旦老陳回來，我會及時通知。他托我轉送一本他的新作《明史筆記》，在扉頁上寫著這樣幾行文字，充分表達了他的心聲：
風風雨雨裏
心裏感念著你；
而今老了
終於找到了你。
像當年的中學生，
呈上我的作文：
一本《明史筆記》！
晚輩魏若華上
1999年10月9日
四十年後的又一個國慶節
1999年10月24日
（載1999年11月17日《寧夏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