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識幼京
老伴的大學同學我認識不少，而最令我難忘和惋惜的是過早去世的陳幼京了（三十歲不到）。也許是職業和愛好的原因，我從小就喜好文藝，1976年從事文藝編輯工作，所以對老伴的大學同學中出現一個文學前輩（陳企霞）的女兒、自身又熱愛文藝並初顯才華的小妹妹，怎麼能不格外地關注呢？
1978年秋，年屆三十、已有三個孩子的老伴從中成藥廠考入寧夏大學中文係，她內心的喜悅之情可以理解和想象。因為年齡大，為人真誠熱情，所以班上的弟弟妹妹們叫她“馬大姐”。10月下旬，她興衝衝地去寧大報到，又將簡單的行李搬進女生宿舍。從此，她開始了十分難得的豐富多彩的學習生活。星期六傍晚回家，她興致勃勃地為我講述這一周的學校生活，我饒有興味地聽著。談到幾個年輕聰明的同學時，其中有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同學陳幼京，天資聰慧，多才多藝，老伴很喜歡她，說她是陳企霞的女兒，並問我陳企霞是何許人。我簡單地作答：陳企霞是老黨員老作家，曾任全國性文藝刊物《文藝報》的副主編，是建國初期文藝界受到批判的“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第二號人物。
以後，小陳常來我家，孩子們與這位和藹可親、有著胖乎乎笑臉的媽媽的同學熟了，親熱地叫她“小陳阿姨”。我的藏書中，有一本小陳父親寫的評論集子《光榮的任務》，是建國初期出版的，我托老伴給小陳捎去，我想她可能有用。有一次她帶來一個硬皮筆記本，裏麵寫的是她在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和寧夏永寧縣插隊時的詩文習作，圖文並茂，看得出她很有文藝細胞。我發現其中有篇《狐狸的故事》寫得不錯，有人物有情節，頗能吸引人。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淒慘而悲壯，講述了小陳和她的夥伴小李子在內蒙古草原放羊的不幸遭遇。1974年夏季，一天早上天津知青小李子用鐵鍬拍死了一隻偷吃羊羔子而被他們用夾子夾住的狐狸，因沒及時剝狐皮而釀成大禍。原來這隻狐狸裝死，在小李子放牧時它循著足跡追來複仇。隨後是一場驚心動魄的人獸之間的生死搏鬥，結果狐狸被小李子的腰刀紮死，小李子被咬得遍體鱗傷，氣息奄奄。小李子得了“恐水病”，隻要看到水、聽見水聲就發抖抽筋，因為得不到及時治療，送到90多裏遠的旗醫院已經無法搶救了。我將這篇3000字左右的散文推薦給王世興同誌，老王也說不錯。以後此文就公開發表在他負責的《寧夏群眾文藝》（1980年第3期）上。現在成為全國知名畫家的胡正偉當時還配了一幅小李子用鐵鍬拍死狐狸的插圖。插圖畫得很好，把小李子緊咬嘴唇、奮力揮鍬的神態表現出來了；旁邊幫忙的小陳緊蹙眉頭、全神貫注地予以配合。遺憾的是，小陳的形象不是姑娘而畫成小夥了。可以想見，文章的發表給小陳帶來的喜悅和信心。這恐怕是小陳的習作第一次正式發表吧？這段難忘的青少年時代的牧區和農村歲月，是小陳日後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生活基礎，她走路時的微跛就是在內蒙古草原騎馬摔傷後留下的印記。
二、幾次交往
第一學年上完，小陳的家還在杭州。自陳企霞同誌1957年被批判後，下放到渤海灣邊的柏各莊農場勞動，60年代初安排到杭州大學任教，一直到“文革”開始和結束。1978年小陳考入寧夏大學時，她父親的問題才開始解決，但人尚未調回北京。暑假期滿，小陳從杭州返校。她給我的孩子帶來不少杭州產的零食，送我一個竹筆筒。她送給孩子的一個用彩珠編織成的小包，精致美觀，一直保存到現在。有時睹物思人，一陣傷感襲來。大學期間，小陳喜愛彈吉他、拉二胡、吹口琴，有一個別班的大齡男生是有婦之夫，也愛好音樂和文學，小陳對他橫溢的才華十分讚賞。為了他一篇有關人道主義的演講，小陳幫他收集資料，從我這借去一本1971年出版的內部讀物《從文藝複興到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文學家藝術家有關人道主義人性論言論選輯》，認真閱讀、摘抄。現在這本書中還保留著小陳用鉛筆畫下的一些摘抄段落起訖的痕跡。小陳感情豐富，過於看重人的才華不顧其他；好在這種關係沒有發展，如果任其發展可能會釀成悲劇。
那時，我家在北門的公檢法大院。常來我家的除了小陳還有小張、小薑、小買這幾位女同學。她們同我熟了，聊天從不避我。她們在學習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快樂和煩惱，順心和不順心的事，甚至對某個男生的好感以及感情上的糾葛，都會傾吐出來，讓大家分享或讓“馬大姐”出出主意。小陳有時獨自來，有時結伴來，遇到期末考試有時會來家與大姐一塊複習，一住幾天；即便平時，有時也會來住一宿兩宿。記得有年秋天開學不久，小陳和小薑帶來兩條大魚，老伴沒在家。她倆就親自動手殺魚、收拾、烹調，就沒把自己當外人。日子久了，她們成了我們一家的朋友。
三、畢業前後
1981年5、6月間，我去北京出差，小陳托我抽空去他家一趟，可能為她明年畢業分配的事情。這時她父親複出了，任《民族文學》主編，家在北京的團結湖水碓那邊。這是我第一次去小陳家，見到了她年近七旬的父親和年逾花甲的母親。當時，陳老身染小恙在裏屋躺著，我進去問候了一下，沒有多說什麼；倒是同熱情的陳老太太聊了很長時間，聊的內容記不清了，反正都是家長裏短和有關子女的瑣事。我向陳老告別後，老太太執意要送我下樓，走了不少路，一直送我到公交車站。
1982年元旦，小薑邀請同班女同學到她家做客。小薑父母均在外地，上學期間由她在寧夏農學院教書的叔叔嬸嬸供養，農學院在永寧的王太堡，較荒僻。她們班入學時共有九位女同學，其中一位大一尚未學完就到美國去了，剩餘的八位平素關係很好，情同姊妹。那時哪有什麼旅遊，更沒聞有什麼“農家樂”一說，所以當小薑發出邀請，七位女同學踴躍響應，我這個寧夏大學67屆畢業的大學兄、“馬大姐”的愛人也忝列“娘子軍”中。大家先後到達，八個女同學歡聚一堂，又是攝影又是聊天，好不熱鬧！人們說，三個女人一台戲，現在是八個，而且都是愛好文學的年輕人，怎能不熱鬧非常？在小薑家嘻嘻哈哈地鬧騰到黃昏，我們該進城了：她們要進城返校，我要進城回家。我對離開農學院在公路旁等車的情景還記憶猶新。時值寒冬臘月，我們都感到凍手凍腳。小陳提議，誰來和她玩“石頭、剪刀、布”，不是用手而是用腳。我積極響應。於是，在寒冷的荒郊野外的公路旁邊，一個大男孩和一個大女孩麵對麵地蹦跳著，不停地變換著姿勢，一會兒雙腳並攏，一會兒叉著，一會兒又前後分開，認真地比著輸贏；一群女大學生興致盎然地傻乎乎地圍觀著。現在回想起這一幕，我會心潮激蕩，感慨不已：我懷念我和老伴大學時代同學結下的友情，更懷念那時充滿朝氣和活力，帶著天真微笑和一顆童心的小陳，讓她這個永遠年輕的形象鐫刻在我的心坎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