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注：本文是上文的姊妹篇。因受篇幅所限，上文隻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傳統和經驗，故本文主要總結黨的新聞工作的曆史教訓及其對當前工作的啟示。文章總結的主要教訓是：要注意防止“左”和右兩種思想傾向的影響；要注意處理好新聞與宣傳的關係；要注意堅持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的統一；要注意防止新聞宣傳中的片麵性現象；要注意把握好新聞宣傳中的“度”。
本文發表於《新聞記者》2006年第11期。
同中國共產黨的整個發展曆程一樣，黨的新聞事業在長期的鬥爭實踐和發展過程中，同樣也是既有成功的經驗，也經曆了一些挫折和失誤，有過許多教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教訓同經驗一樣珍貴，值得牢牢記取。
俗話說“失敗是成功之母”，從失誤中總結教訓，是一種最好的學習和提高。回顧黨的新聞工作以往的實踐，我們應當著重從以下幾方麵來認識和總結曆史教訓。
一、要注意防止“左”和右的思想傾向的影響
在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實踐過程和發展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由於來自“左”的或右的思想傾向的幹擾，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不良影響和造成嚴重損失的情況。
例如抗日戰爭時期，一些新聞機構對黨中央的抗戰綱領和主張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準確的把握，在宣傳報道中違反中央精神，進行了一些錯誤的宣傳。如有的發表參政會通電主張國是會議，有的發表反對國民黨的新聞等等，這些宣傳對於貫徹黨中央民族團結，一致抗戰的路線產生了不良影響。中央為此於1942年10月28日專門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報紙通訊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抓緊通訊社及報紙的領導，使各通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於黨的政策”。
再如在人民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宣傳報道中，一些新聞機構又出現了“完全喪失馬列主義原則與完全脫離中央路線”的“過左”行為。如有的媒體“孤立地宣傳所謂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而排斥中農、獨立勞動者、自由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等等。後來在糾正了“左”的傾向之後，一些新聞機構又出現了“弦繃得太緊”，宣傳又“右”了的情況。
新中國成立後，從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的長達20年的時間裏，由於“左”的思想傾向在整個工作中居於主導地位，新聞媒介傳播了許多“左”的東西，做了許多令人痛心的事情。從20世紀50年代初在文化戰線對電影《武訓傳》、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和對胡風文藝思想的過火批判，到1957年“反右”中的擴大化，再到1958年開始的浮誇宣傳，最後發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泛濫，這期間，新聞媒介的宣傳報道大都背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左”的東西推波助瀾，使其得以借助媒體四下傳播，泛濫成災，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重大損失。
而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那場政治風波中，一些新聞媒介受“自由化思潮”的影響，又偏離了正確的政治方向，犯了右的錯誤，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這些教訓告訴我們，新聞宣傳中的方向問題極為重要。新聞宣傳要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既要注意清除林彪、“四人幫”一夥極“左”路線的流毒和影響，防止“左”的幹擾，又要注意抵製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侵蝕和毒害，防止右的幹擾，使新聞宣傳工作始終不偏離正確的政治方向。在警惕與反對“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在反“左”的時候警惕右的東西，在反右的時候防止“左”的傾向。總之，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要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要有全局觀念和大局意識，不能憑感情用事，不能盲目地隨潮流、跟風走，要注意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在總結這方麵教訓的時候，需要澄清在堅持黨性問題上的一些認識偏向。上麵提到的所存在的一些“左”的問題，從當時的情況看，大都是在一定的組織原則下，按照上級部門的部署和要求進行宣傳報道而發生的。雖然從表麵上看，當時的許多做法並沒有違反組織原則和宣傳紀律，但是，這種看似“聽話”、“守紀”、“緊跟”、“照辦”的做法，實際上卻是違反黨性原則的行為。因為它從根本上背離了黨的宗旨，侵害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其結果不但損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同時也敗壞了新聞媒介自己的聲譽。“文革”中許多新聞媒介受到人民群眾的唾棄便是很好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