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國新聞學院工作，對我的業務和理論素養的提高幫助很大。特別是這期間學校安排我到新華社國內部當記者，使我對如何從宏觀上認識新聞工作，如何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如何實現新聞宣傳工作的改革與創新，有了許多實際感受和體會，增長了很多知識和經驗。
1992年，在校領導的動員說服下，我擔任了中國新聞學院研究生部的負責人，從此，投入了很多精力進行教學管理和學生工作。
俗話說，“麻雀雖小，五髒俱全”。中國新聞學院雖然當時隻是個不足千人的小學校，但是各項工作都嚴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實施管理。我所在的研究生部從組織招生，到日常教學，再到畢業分配，每個環節都按部就班，嚴格要求，盡可能不出問題和差錯。部裏的工作人員都很盡責，大家都願意為學院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國新聞學院的學生除滿足新華社自身需要外，還輸送一部分到中央一些新聞媒體。由於有著良好的師資和充足的生源，加上平時的嚴格管理，學生的質量很好，多年來，每到畢業分配時都供不應求。那些分到新華社或社外新聞媒體的學生中有許多都成為單位的業務骨幹，有的還走上了領導崗位。個別突出的畢業生，後來還被評為“百佳新聞工作者”和全國“十大傑出青年”。作為老師和研究生部的管理人員，我真為學生們的成長和進步感到高興。
然而令人可惜的是，這樣一個有著鮮明特色和明顯優勢，正處在發展高峰期，在國內已經很有影響，在國際上也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學校，1998年卻決定停辦了。那時雖然也曾醞釀過與北京廣播學院（現在的中國傳媒大學）合並，我還因此受聘擔任了廣院的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但是最終合並卻未能成功。
當時一些領導希望我留在中國新聞學院轉製後的新華社教育培訓中心，或是轉入新華社其他部門工作，並且還為我安排了局級領導職務，但是出於20多年來與新聞教育所結下的那份情緣，我最終還是毅然選擇離開新華社。
就在中國新聞學院正式停辦的2002年年初，我正式辦理了調動手續，調回母校中國人民大學，回到了我曾經前後度過６年本科和3年研究生學習生活的人大新聞學院。
2002：三進人大，讓我走向新聞學術高地
第三次進人大，我是心懷特別的感激之情的。在調回母校工作的那年我已經57歲。感謝母校的厚愛，又接受了我這個研究生畢業後已經在外麵遊離了20多年的“老學生”。
與前兩次來校求學不同的是，這次我是作為“引進人才”，以教師的身份來工作的。很有意思的是，例行做調入人員體檢時，校醫院的大夫很驚訝，說你都57歲了怎麼還當“人才”引進啊？我心裏明白這是母校對我的關愛和期待。
回到母校，看到那些當年教過我的，已經霜染鬢發的老師們，我感歎歲月的無情，同時也更加敬重他們，願意和他們一道共同去為新聞學院今後的發展盡自己的微薄之力。
到校不久，紀寶成校長就聘請我擔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給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學術平台，使我有了更大的學術活動空間，有了攀登學術高地的可靠基礎。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所屬百所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的第一個新聞學科研究基地。中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新聞傳播如何促進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事業的發展，並且要為中央有關部門提供相關的政策谘詢和理論支持。作為國家級的研究基地和學術平台，它可以突破學校和地域的界限，組織和集納全國一流的學者與專家，共同進行課題攻關。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解決新聞學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課題，從而會對新聞學整個學科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作用。
對我個人來說，擔任基地負責人是一個難得的學習和提高的機會。它使我在學術研究方麵有了更大的開拓與發展的空間，走上了一個更大、更高的學術平台。幾年來，借助這個研究平台和學術高地，我組織大家申報國家和教育部重大課題，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參加各種國內外的學術活動，使自己和基地研究人員的科研範圍得以不斷擴大，科研成果得以不斷延伸，而且始終能夠堅持為新聞學科建設服務、為新聞媒體改革服務、為國家社會發展服務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