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一命名明顯地反映出了有識之士的人文關注和精神良知，其行為本身已經超出了所給出的時代命名而進入精神境界。但不幸的是，有人因此也就將所有的責任全部都歸咎於“欲望時代”，這顯然是牽強的。欲望尤其是一些低層次欲望，泛濫開來會對世道人心和文化建設（包括文學創作）產生腐蝕作用。但對於真正的作家、藝術家，這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文化往往會在危機中奮起，這一看法，筆者在這裏延用評論家李潔非的一段話加以明證：既然物化導致人的不完整、自我分裂，導致人性異化，所以它不可能不激起心的覺識和反抗。這不需要由外力予以推動，當物化現實對心靈的壓抑所造成的痛苦達到一定的程度時，這樣的覺識和反抗將自主地從人的情感意誌產生、爆發，而且物化越厲害，反抗也將越強烈。實際上，人在物、心兩者之間一直不自知地維持著某種平衡，不管其中哪一方麵出現匱乏或虧缺，這一平衡便遭到破壞，從而引起恢複和重建平衡人性的衝動。我們知道，目前彌漫在這個社會裏的普遍甘於物化的氣氛，正是人們的物欲長期被壓製、被剝奪、被禁止的合理後果——抑鬱太深，以至於一旦開禁，對物欲的追求就近乎瘋狂和病態。根據同樣的理由，可以斷定，這種矯枉過正的物化狂熱已經潛伏著它的反作用；亦即遭到踐踏、擱置的心之存在，勢必從人的內部起而抗爭，結果，在最赤裸裸的物化現實裏，反而最有可能出現驕傲、高貴和真正純澈的心靈。李潔非： 《物的擠壓——我們的文學現實》，林建法、傅任選編： 《中國當代作家麵麵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35—136。
所以，文化（包括文學）消亡論，隻能是杞人憂天的假問題。人在，文化永在；人性在，文學永在；藝術的根本任務無非是從精神上撫慰生命的缺憾，隻要生命的缺憾還存在，文學的意義也就永存。文學創作“自身活力”和“寬容性”與整個人類人性複雜性等同。實踐表明，中國的文學創作並非像某些言論所說的那樣因“商品世俗化時代”的到來而一蹶不振、一團漆黑；相反，其雖曆經坎坷但卻依舊不斷地摸索前進，在數量和質量上均有一些喜人的收獲……相比較而言，倒是針對這個時代創作的文學理論和批評卻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滯後、脫節： 嚴肅的文學批評園地急劇萎縮，文學批評被外在於文學文本本身研究的各種文化哲學學術輪番拉扯，真正內行同時又有膽識、有眼力的文學批評家鳳毛麟角，加上日趨嚴重的學術腐敗，這些已引起圈內人士的普遍擔憂，所以，應該提醒（甚至於要警惕）的是，“活力、寬容”的文學創作卻遭遇上了“褊狹”的作家或“小氣”（或固執迂腐或私心狹隘）的文學批評家。文化不死，不等於所有的人類行為都可以建構起文化；文學永存，也並非意味著所有的寫作者都可以寫出文學。生活在欲望的時代，卻要忽視或躲避欲望的現實，這樣的創作和批評，無異於閉門造車。
三、 “當代性”下文學創作的可能性
“當代性”可理解為“市場經濟”、“世俗社會”、“物欲盛行”等，無非是當前國人在物質追求的時代熱潮中所表達出來的各式語言代碼。追求物質世界滿足本身並非從根本上構成文學創作的必然障礙；相反，從經典哲學出發，隻要我們承認“存在決定意識”，那麼，就不得不進一步承認，“當代性”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有文學創作能夠成為可能的出發點，甚至於是基石，是土壤。
當然，對於文學創作而言，“當代性”並非就是文學本身。文學因什麼而成為文學，或者文學創作因何成為可能呢？拋開形而下的具體分析，對這個問題進行刨根問底的求索，一個有關文學創作終極性追問便顯露出來了： 文學創作的價值何在，或者說文學創作憑什麼作為自己行為存在的理由？這樣的追問曆來不可避免，因為文學創作本身是一種人類高級的精神文化行為，絕非是自為而盲目的，它必須具備一定的人類價值支撐，否則便會成為不可能。時代的文學創作自然也逃脫不了這樣的終極性追問。
但回到經典，這個問題其實早已明確： 文學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文學的基本屬性是社會意識形態性，文學的基本特征是審美——也就是說，文學以審美作為自己存在的中心價值。但何為審美？或者說審美何以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