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學的追問，往往要落實到一個關鍵詞上，這個詞就是“詩性”，也稱為“文學性”。何謂“文學性”，或“文學性”何為？這樣的提問，其實是非常核心的文學理論問題，但其答案卻是人言人殊的，從來沒有定論。筆者偶然看到一種說法： 文學性，“是人的經驗存在和人性存在的本身”吳曉東： 《文學的詩性之燈》，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頁2…粗略想想，感覺頗有道理。
人的經驗存在和人性存在是具體的，具備著鮮明的時代特征。那麼，我們這個時代人的經驗存在和人性存在的本身是怎樣的狀態呢？這已經成為了這個時代所有人文工作者必須追問的一個核心命題。將這樣的追問進行到底，“邊緣性”一詞自然而然迅速浮出水麵。比如，“後文化詩學”的信奉者，他們早已經明確告訴世人： 上帝死了，人（作者）也不在；這個世界，隻有平麵，沒有中心；隻有欲望，沒有信仰……諸如此類的說法，盡管偏頗明顯，但多少令人警醒。其實，從客觀的意義上說，是人都隻能是“邊緣性”存在；人生本來就是時空中的“過客”；不過，話又說回來，是人又必須得趨向於“中心”。這個“中心”，可能就是通常人們所謂的“信念”、“理想”之類，或者，僅僅是一些“念想”而已。但不管怎樣，一個人，隻要還擁有這樣的東西，這個人便可獲得一種“自我”的感覺，即他（她）還是活在應該的位置上的，這個位置即通常所謂的“中心”。有了這樣的一個所在，人才可以感覺到自己活得實在，活得有意義。這樣說，“邊緣性”其實就成為了人的“活力性”，甚至“人性”的代名詞。換一句話，人不是既定的，人因不斷創造而生成自己。但，人隻有自覺地意識到自己是“邊緣性”的狀態，才會敏感於生活的不滿足，才會奮起直追，才可能開始真正的創造——包括審美創造、文學創作……如此推理，“邊緣性”，終於真正地成為了“人”的一種最為本真的狀態。所謂的人，就是身處“邊緣”，麵朝“中心”，一輩子走在路上……
回到本義，文學是人學，文學是人本真的一種狀態——即詩意的棲居。既然如此，“邊緣性”其實就是“人”的一種本真的狀態，而文學的“文學性”就隻能由人的“邊緣性”才得以體現、確認。簡之，“邊緣性”等於“文學性”。
當然，這隻能是一種人文的“信念”罷了，其來源是個體情感的體驗。但對於文學研究，甚至對於具體的文學創作而言，這樣的體驗又是必須的。實踐證明，真正的文學，盡管也需要宏大敘述，但最後都是訴諸細微的情感，訴諸個體的心靈；由個體心靈，然後到達集體心靈，最終形成集體無意識。心靈之外，沒有文學，更談不上“文學性”。真正的文學，其觸角總要試圖穿透社會人生大舞台的邊緣地帶，刺探那塵世間生命的複雜間隙，恢複人性的鮮美與活力。這就像中國古老的針灸治療一樣，針灸要找準人體骨骼與經脈之間的關聯處，一針下去，活絡通筋，疲憊的身軀刹那間恢複活力，病體漸愈；文學則要通過審美的精神方式，通過鮮明而具有震撼力的藝術形象進行情感衝擊，去找準這個俗世全人類人性氣脈的堵塞處，為人類的精神去塞化瘀，恢複人之所以為人的敏感和靈性，使人永遠處於血肉豐滿、無拘無束的狀態中——詩意的棲居。
三、 “邊緣性”詩學對於“崇左
文學”的闡釋與引領
文學研究的意義在於把握文學的奧秘，進而推進文學創作的真正發展繁榮。那麼，從以上兩個“邊緣性”的詩學道理出發，落實到本論域——針對“崇左作家/文學”而言，這樣的理論，對於闡釋與引領“崇左作家/文學”具備怎樣的價值意義呢？概而言之，至少有相應的以下兩點。
首先，從“邊緣性”等於“文學性”這一理論上說，“崇左作家/文學”現象其實是具備了非常高的理論闡釋價值的。縱觀本專輯，幾位不同題材、不同風格創作的崇左作家，他們卻都通過對明顯具有本地特色的本土人生人性“邊緣性”積極開拓而努力追逐到了自己文學作品所應該具備的“文學性”。簡單分析： 周耒的《背著炸藥包的女人》講述了一個“網友偷情”的故事。故事主旨： 偷情，邊緣文化；故事發生地： 左州（崇左市別稱），邊緣地方，人物： 一對隻有Q名的普通男女，邊緣人物。故事中，作家正是通過這些“邊緣形象”的刻畫而直達自己對時代精神社會心理的文學思考。品味小說後，不禁被作品所蘊藉的悲憫情懷所觸動——真情不在的當下社會，偷情卻洪水般泛濫開來，一種人性普遍扭曲的症候，使得真正的靈魂持續罹難，生命處於“不能承受之輕”的壓抑狀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