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南水北》中，作家對鄉村社會的個性化批評其實往往是要與城市化問題牽掛在一塊的。比如，《豪華倉庫》、《準製服》等文章，作家就敘述了一個普遍的事實——城市化過程中農村這一極所處的尷尬地位。僅僅簡析前麵一篇： 當下，鄉下的農民紛紛盲目模仿城裏的建築格局，把自己的居室修成了中看不中用的“豪華倉庫”：“第一間房裏關了一輛獨輪車、兩個破輪胎和幾卷篾曬墊，第二間房裏關了小山似的穀堆，第三間房裏關了糞桶、水車、禾桶、打穀機之類的農具，還有幾麻袋粗糠和尿素”，而人住的地方卻是“新樓旁邊用木板搭起了偏棚”。作家麵對這樣的現實生活悖論，抒發了一段感慨：“很多經濟學家常說： 人都是經濟理性人，無不追求利益最大化。我一走進這樣的形象工程，強烈的感覺恰恰是人有時候更在乎尊嚴最大化，花拳繡腿最大化，毫無理性可言——否則何必蓋出這樣沒用的豪華倉庫？”（《豪華倉庫》）作家這強有力的反問，可謂催人警醒。
以上分析看出，韓少功確實沒有將鄉村生活理想化、浪漫化。當然，作家審視和批判鄉村的筆鋒多少是有所收斂的，多為含而不露，往往有一種類如年輕戀人之間相互擠壓粉刺般的輕快和幽默。簡之，在廣泛的城鄉對比的空間思維坐標上，在短小而靈活的一種跨文體的創作中（很多論者把《山南水北》稱為是“散文集”，這是有些不確切的），左右逢源地進行自己個性化的情感批判，即通過審美性或詩性文化解構，曲折地構築起屬於作家自己的“城市詩意”新品格，這無疑堪稱是韓少功在《山南水北》中營造自己的“城市詩意”所具備的獨特品質之一。
二、 建構： 記憶的詩性呈現
1. 記憶與時代文學
一個成功的“城市化時代文學作品”可能都要走過這樣的路徑： 由個體創作而上升為集體審美構建，由作家個人的創作而真正地成為了時代的作品，由作家個人的感情抒發而最終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時代的中國詩意建構”。這其中，能促使前者向後者生成的關鍵因素又是什麼呢？可以明確地說： 在於作家的個體創作素養，其核心構成包括作家對這個“當代史”的情感記憶力、文化理解力和個人想象力等主體精神要素，並且這些要素之間是相互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
客觀地說，批判和解構，這方麵並非韓少功《山南水北》主體審美追求。作家更在意的是自我情感的時代建構——即“城市化時代中國詩意的建構”，當然，批判和解構，也還是這種“建構”之一，隻是其途徑顯然是曲折的、間接的。要涉及這個論題，這樣的一個術語就會變得特別關鍵——作家個人記憶的情感選擇。
韓少功在《山南水北》中有一段話頗為耐人尋味：“醫生們近來說，腦死亡是真正的死亡。腦子裏能有什麼呢？腦子裏隻有一些記憶。那麼按醫生的定義，記憶就是生命的本質，是每一個人最後的貼身之物了。有的腦存量大一點，有的腦存量小一點。有的腦子裏有一部獨創的長篇巨著，有的腦子裏隻有一堆抄襲的濫調陳詞。有的腦子裏豐富得像個萬國博覽，有的腦子裏單調得隻剩下日曆與賬單。生命的區別大概莫過如此。”正是對於記憶的生命存在本質的透徹理解，韓少功選擇通過文學審美的方式，通過《山南水北》回到“昔日”的“八溪峒”，“遊到岸邊，回到家裏，回到來串門的兩位鄰居麵前”，“像一個小氣的暴發戶和守財奴”，“對自己的突然發跡秘而不宣”。因為對於“記憶”的珍惜和對於“記憶”的獨到理解和進一步的想象能力，韓少功在《山南水北》中所建構的“城市詩意”，無疑是又出現了一番別樣的迷人景象。
2. 湘楚靈性鄉野記憶傳奇
通過別具特色的湘楚文化靈性筆墨，為城市化的市民（或準市民）大眾奉獻作家個性化的鄉野記憶浪漫傳奇，這是韓少功建構自己的“城市文學”又一個突出表現。
從唯物的角度看，人是曆史文化的產物，人的文學自然也是曆史文化的產物，“城市文學”也莫能例外。當然這樣的看法還不是完全到位，還需進一步辯證，如此就會發現人不應該是既定的，真正的人必須站在曆史文化的土壤上不斷地生成自己；人的文學也是一樣的，真正的文學必須站在堅實的曆史文化土壤上進一步創造才可以誕生，真正的“城市文學”也必然得走這樣的道路。在城市化語境下，作家創作必須善於從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民族的地域的曆史的所有一切既有的文化資源中吸收材料與智慧才可以創造出自己所處時代“有意味的形式”，即風格化的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