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丟在船上，不準上岸。她知道，這隻船在日本停留時間不會太長，三五天後一定又離開岸邊，到中國或是別的東南亞國家去了。趁著日本人上岸之機，她尋找機會逃出去。
自她上了這艘船之後，一直是在海上航行，要逃，就是喂海上鯊魚。如今趁著日本人上岸回家，抱著自己的女人玩樂之時，她應該逃跑了。不趁此時逃出魔窟，她可能再沒有機會了！
她敲了敲那扇黑漆的艙門，許久許久，也許是一個小時，也許是一個世紀。門終於被一個水手打開了。
王卓如強露笑容，用較生疏的日語道：“皇軍的大大的好，我的想上岸看看異國的風光，就半個鍾頭，立刻回來。”
那水手道：“長官命令，不準你上岸。等他明天回到船上再說。”王卓如天生聰慧，雙手捧住水手的下頰，在他臉上摸了一下，便說：
“你放我上去看看嘛！我一個小時準回來，到時，我再陪你一個小時。”說時又給那水手吻了兩下。
水手立刻心旌搖蕩，在一個漂亮的中國女人麵前，先是憨笑，後是順從，再說，她一個孤身女人不回船還能跑到哪裏去！他說：“就準你去一個小時，回來陪我半個小時就夠了。你去吧。”說時還從自己的口袋裏遞上幾張日幣。說：“你到岸上，順便幫我買幾包香煙，剩下的隨便你買什麼。”
王卓如接過日幣，又在那水手臉上親了一下，便揮手下船了。王卓如下船上岸之後，她雖然身體虛弱，但第一步的成功鼓舞著她，她就像出籠的鳥，又像漏網的魚，急遑遑尋求生路。她心想，先找中國餐館躲躲，然後再想法逃走，在日本，最主要的是見到中國人，什麼都好辦。再說，王卓如精通英語、粗識日語，不怕找不到藏身之地。
她在東京的小巷裏轉了很久，倒覺得東京當時沒有太濃重的戰爭氣氛。她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了多少條街，終於看到一家木屋酒坊裏掛著“成都酒坊”的招牌。酒坊四周掛有二十隻燈籠，每個燈籠上用中文的正楷書寫上“酒坊”二字。真是中國人開的餐館。
王卓如喜出望外，一下子跑進了餐館內。
餐館老板是成都的老人，姓鄭，他來日本已有四十年，現在子孫滿堂，本想回成都老家走走，可現在中國動亂不堪。怎麼才能回去，所以，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隻好暫停了這份思鄉之念。
酒坊的主廚是老板的二兒子和大媳婦、二媳婦。一家人在東京生活十分美滿。每天來到酒坊裏用餐的大多是中國留學生、中國商人和華僑。
鄭老板見王卓如進到餐館裏來，一看便知道是大陸來的小姐，便上前招呼其坐下。
王卓如一見館內的華人，就當成自己的親人，當即下跪大哭起來。同是炎黃子孫，鄭老板收留了她，讓她在酒坊裏打工。盡管徐蘊昌是丁信誠的同學與朋友，王卓如的傾訴還是有所保留，一些情況是後來徐蘊昌向鄭老板打聽到的。頗有心計的徐蘊昌小心翼翼地不再提這些事，而是經常來酒坊借飲酒為名看望王卓如，有時給她帶來一束鮮花，有時給她帶一兩件小禮品，千方百計地安慰王卓如，以博取她難得的笑容。
當年在上海灘，王卓如曾經是那麼漂亮、聰明、有教養，那麼光彩照人！憑著她那大家閨秀的風韻和她金融巨頭的父親，不愁找不到地位顯赫的政要或風流倜儻的如意郎君，但自從她對丁信誠的愛情遭到冷遇之後，那滿腔的熱情就化成了一塊堅冰，再沒有接近第二個男子。
是日本人給她身心帶來巨大的創傷，使她淪落為異鄉酒坊裏的一名女招待，若不是鄭老板一直像慈父般關照勸慰她，生性倔傲的王卓如早已以一死來向不幸的命運抗爭，奔赴九泉去會聚在天之靈的父母了。
現在，徐蘊昌殷勤的撫慰使她心頭漸漸複蘇，她對他不再冷漠，慢慢地也增加了笑容。徐蘊昌來得更勤了。終於有一天，鄭老板婉轉地說出徐蘊昌托他捎的話：他希望和王卓如結為連理。
王卓如低頭沒有作聲，鄭老板說：“卓如，我覺得他對你很好，同在異國他鄉，你們若能結合也好互相照應。我看他人很機靈，經濟上也能獨立，至於他身上那套讓你支離破碎讓你憎恨的日本軍服，我猜他也有難言的隱衷，你就不必深究了吧。同是天涯淪落人，更要互相依持啊！”
王卓如本還在猶豫之中，鄭老板的規勸使她首肯了。一個月之後，鄭老板在成都酒坊為這對因孤寂而結合的男女舉行了傳統的中國婚禮。徐蘊昌因為身份特殊，被允許從學校裏搬了出來，在成都酒坊附近租下了一間房子。兩人就在異國的土地上開始了他們的婚姻生活。徐蘊昌拿出積蓄，精心地購置了物品。
這天，在他們中式新房裏的一張雕刻著龍鳳的紅木床上，躺著因疲倦而早已睡熟的王卓如。厚厚的金絲絨窗幃，把幾處窗口都遮得嚴嚴實實的，擋住了窗外的月亮，屋子裏暗暗的，彌漫著溫暖的人體氣息和濃鬱的法國香水的醉人的香氣。
徐蘊昌走到窗前，撥開低垂的窗幃，望了望窗外的天色，天空仍是灰蒙蒙的，稀稀疏疏的閃爍著幾顆星星。他該早早鑽進溫暖的被褥中去，盡情地親熱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