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燕國，其勢雖弱，然北連匈奴，東接東胡、夫佘；四方俱有飛騎輕兵，快捷靈動，若結盟連為一體，與秦軍全力一戰勝負亦未可知？
而且燕國善附大國，在合縱連橫時期，在蘇秦張儀退出戰國風雲之後，燕國正在惶惶無計的時候，蘇代對，燕國處境時說出的一個著名評判。蘇代說，燕國不能獨當一麵，然卻能做舉足輕重的附屬盟約國；燕國依附於任何一國，都將使其力量陡增；燕國之重要，在於依附大國，而不在獨當一麵；唯能大大增加大國分量，而燕國必然也就有分量了。蘇代的說辭，本意在為燕國在七國縱橫中尋求穩定長期的方略，而避免倏忽領頭倏忽退縮的痙攣症。事實上，燕國除了燕昭王樂毅時期強盛一時，短暫破齊而獨當一麵外，此前此後，大體都在強國之間尋求依附而搖擺不定。秦國在合縱連橫最激烈的時期，能多次與燕國結成盟約而破除合縱，實際上正是在燕國奉行“附國方略”的情勢下做成的。雖然，燕國對附國方略之貫徹並未一以貫之，與最經常結盟的齊、趙、秦也是陰晴無定，與楚、魏、韓更是變化無常。但無論如何，燕國隨時都可能倒向任何一個大國尋求支撐，則是不爭的事實。若是燕國東向附齊，或南下附楚，乃附趙都足以使合縱抗秦死灰複燃。從此看去，燕國是山東六國中最為遊移不定的一國。唯其遊移不定，便存在著天下被燕國尋求出路的舉動再次激出新變化的可能。也就是說，其餘六國基於大國傳統，其一旦陷入昏昧，國策惰性很難一時改變；而燕國恰恰相反，素無定見而尋求附國以存續社稷，則完全可能不遺餘力地尋求結盟聯兵。麵對如此一個七八百年老牌諸侯大國送上門來，誰敢說其餘能斷然拒絕？若欣然接納，山東抗秦必然出現難以預料的局麵。
所以自然有不少玩家看來中這一點，趕赴燕國。
隻是王道迂政之風盛行，使得燕國君臣總做著天下聖王的美夢。
王道，是與霸道相對的一種治國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黃帝開始倡導的聖王治國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義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稱為德政。
王道禮治，在治國實踐中有三方麵的基本特征：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則上反對強迫性實施壓服的國家行為。其二，邦交之道奉行賓服禮讓，原則上反對相互用兵征伐。其三，國君傳承上，既實行世襲製，又推崇禪讓製。
隻是這些都是相對而言，不可絕對化。在人類活動節奏極為緩慢的時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園社會是一種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這個社會條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依附關係，因為空間距離的稀疏而變得鬆弛；社會階層劇烈的利害爭奪，因人口的稀少與自然資源的相對豐厚而變得緩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為山高水遠而變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衝突，都因為鞭長莫及而隻能寄希望於德政感召。如此背景之下，產生出這種以德服人的治國理念，意圖達到民眾的自覺服從，實在是統治層的一種高明的選擇。高明之處，在於它的現實性，在於它能有效克服統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尷尬。當然，那個時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破壞這種治國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沒有形成任何治國理念。王道德政，是中國遠古社會自覺產生的政治傳統。這一點，至少在東周春秋之前，沒有任何人企圖改變。
可是，時代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遷，昔日潮流已經成為過去。
戰國之世，興亡選擇驟然尖銳化，燕國麵對古老的政治傳統與不變則亡的尖銳現實的夾擊，表現出一種極其獨特的國家秉性。其總體狀態是搖擺不定的：一方麵，在政治權力的矛盾衝突與邦交之道的國家較量中，依然奉行著古老的王道傳統，企圖以王道大德來平息激烈的利害衝突，處置重大的社會矛盾時暴露出明顯的迂腐，形成一種濃烈的迂政之風；另一方麵，在變革內部體製與增強國家實力的現實需求麵前，則迫不得已地實行有限變法，稍見功效便淺嚐輒止。這種搖擺不定的狀態，造成了極為混亂的自相摧殘。王道迂政帶來嚴重的兵變內亂，變法所積累的國家實力輕而易舉地被衝擊得蕩然無存；變法勢力因不能與迂政傳統融合，隨即紛紛離開燕國，短暫的變法迅速地消於無形，一切又都回到了老路上去。於是，國家屢屢陷入震顫癱瘓，國家災難接踵而來。如此燕國危已，幾數者可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