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議會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我還要聽那些稚氣和激昂的政客們說一些很奇異的傻話。這個機會給了我幾分鍾的卻並非我所願的閑暇……當我當大使的時候，雖然隻是一位官員，但我覺得自己是一個上等人；但是一當了內閣大臣就有一種做奴隸的感覺。人們同時聚集在這裏，但是之所以聚來的動機卻各不相同，他們的爭吵就不足為奇。他們以自相殘殺為樂事，這是采取這種體製的必然後果。這一群隻善空談的人是不能治理普魯士的。我們必定要抗拒這群人。他們沒有什麼靈氣卻過著過於舒適的生活。他們性情愚鈍卻狂妄自大……我用這個“愚”字（用其普通意義）也許用得不太得當。他們也還算聰明，也還有些知識。是德意誌大學教育的優質產品。然而這些並不能說明他們就很懂得政治，如同我們當學生時一樣——製度其實有的還不如我們那時懂得多！說到外國的政治，拿他們一個一個地說來，都是些不懂世事的孩子。說到其他事情，當他們齊聚於議會中時，都變成了小孩子。”
這就是俾斯麥寫信給他少年時代的朋友莫特利的信。在他執政的頭幾個月裏，他就懷有這樣一種態度。他看不起這群人，看不起他將與之奮鬥的理想家們，但是他卻認為這群人中有些人還是有知識的。談論起歐洲的有關事情，他覺得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強。同時他又覺得自己內心很痛苦，因為他要不停地與自己顧及體麵的感覺相鬥爭。從前遇到他看不順眼的事他定會毫不保留地回擊它，如今他卻不再這樣鋒芒外露了；從前他可以明論他的對頭，在他當議員時，也常常會將演說台當成戰場，在他當一個外交官時，也可以在報告與書信中論戰。從此以後他卻不再如此，他開始隱藏他的思想與計劃，不讓那些代表們曉得。不然的話，消息一旦泄露出去，讓外國人知道，所有的計劃都得重新製訂。他一出來執掌大權，他又開始獨來獨往了。
有一張柏林的報紙說了一番恭維他升官的話，他見了後極為詫異，文章這樣寫道：“他初出來做事時，是一個鄉紳，有適當的政治知識，無論在見解還是在學問上他並不比其他受過教育的人們更高一籌，他在議院的名聲在1849年與1850年達到了最高點。在他的演說中常常露出自己是個粗獷而殘暴的人，將一些事情看得很淡。有時他好說一些俏皮話，常流於粗俗。這樣的一個人何曾發表過一個政治觀念呢？”眾人的眼光確實有些瞧不起他，隻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知道他在最後十年間為和平起見做了哪些重要事情。他的許多行為，雖不是教士的性格，卻是極為秘密的。弗萊塔格在《邊疆報》中撰文說：“即便是一個有更大魄力的人，一旦與議院的強大勢力相碰，也會觸礁沉沒的。我們可以讓俾斯麥這樣做一年。”不愧為詩人的預言，他掌權有二十八年。
這時在他身邊有一個人極為留心觀察他，常懷疑他的神經有問題。過了幾個星期後，他的一個下屬這樣寫道：“俾斯麥得了一種很嚴重的神經病，有時我看見他不太在意自己行為的結果。例如，當他給報館發布訓條的時候，思想猶如一匹奔騰的野馬，使記錄的人往往趕不上他的口授。柏林的外交界有大部分人都相信他不會長壽的，因為他從來都不注意休息。”
如今俾斯麥做每一件事，都會用很科學的方法很平和很遲緩地細細考慮一番。打定主意後還要從各方麵進行分析和試驗後才很小心地進行。不久前他曾給羅恩說過這樣一封信，說倘若他大權在握，群眾們肯定會說：“現在我們要向魔鬼還債了。”他的對頭們會猜想他會有激烈且糊塗的舉動，他決意要這些人失望。他一到任先取消了1863年的決算，就用這種手段同議院停戰。他還同那些老自由黨們磋商，準備從他們中選幾位入閣。他提議時的狀態甚至比提議的內容更令這些人驚愕。有一個議員有些瞧不起俾斯麥，俾斯麥卻並不怕他，認為他不過是一個無什麼意識的君主黨。但是他卻同這個議員長談，好像是很了解君主的舉動，卻又很批評君主，事後這個議員會對他的朋友們說些什麼呢？還有一個名叫厄特克的自由黨議員，他說與俾斯麥初次見麵時，原先認為俾斯麥定會是“一個奴性十足的貴族，一個遊手好閑且又喜遊戲人間的賭徒。誰知幾分鍾後，我對他已完全是另一種印象，他並非如我所料想的那樣。他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人，有力氣卻很輕柔地走到門口，極其客氣地歡迎我。同我拉過手後，隨手將椅子拖過來與我坐下，他帶著令人喜歡的微笑對我說，‘好呀，原來是你，有失遠迎了’。他隨即說，自從那次他很激烈地反對那些在街頭鬧事的民眾以來，時局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在法蘭克福學到了許多東西，他極力地咒罵《十字報》，他那些罵人的語句是我所從未說過也從未聽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