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可惜這既非奇門，我請教了一下經濟學家，世界上還沒有僅靠抵製一國的產品就能把這個國家給灰飛煙滅了的先例；亦不屬利器，很可能還是小泉首相正等著的一件“反利器”——
已經有長期研究日本的資深專家分析：白民黨的主要政治對手民主黨不久前在參議院選舉中大勝，已經直接威脅到小泉的政治生涯。小泉在激怒鄰國，尤其是激怒中國上愈演愈烈的主要目的就是逼迫中國作出強烈反應。中國一旦做出強烈反應，日本輿論就會一片翻騰，民主黨內部重視中國和對中國強硬的不同派別，就會發生分化甚至分裂。此消彼長，小泉和白民黨就能重新取得明顯的政治優勢。
“偽悲情”者肯定是大量存在的。
看過網上流傳的前年西北某大學學生反日遊行視頻的人可能都注意到，在隊伍中確有不少麵容嚴肅、堅毅，顯然胸燃一腔怒火的青年，但也有不少參加遊行的學生談笑風生，紅頰生渦，就像是陝北農村的年輕人的抗日情緒少男少女去趕一個大集，或是西方盛裝的紳士、小姐去參加聖誕晚會，在他們臉上看不到一點悲情的影子，似乎他們並不在乎要“仇”什麼，隻希望能“與子同仇”，與大多數人一起“仇”，他們像是因為願意分享“和你在一起”的感覺而參加遊行的。
這種具有精神意味的仇日情結，已若即若離於仇恨目標，上升為共同從事一種愛國壯舉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魯迅說，中國人向來隻有“合群的白大”，當個體融人一個無邊無際的群體時，個體就會感到力量的膨脹，肉身的不朽。在社會劇烈轉型的今天，部分年輕人和社會邊緣人，因對社會的種種不公而滿腹牢騷，因對未來命運的難以預測而深感個體之渺小，而仇日，或許便是他們時下唯一能在大街上排泄牢騷、擺脫渺小的一項“偉大事業”。“偽悲情”者們大多數是不自覺的，或者說是潛意識的。但自覺的、非常理性的“偽悲情”著，現在也屢見不鮮。
在國內發行量據說早已過百萬冊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裏提到這樣一件事：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發生爆炸事件後，“當時在美國使館門前的抗議人群中，有一名大學生向記者氣勢洶洶地痛斥了美國的傲慢思維，即美國認為應把自己的政治製度強加給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當這名學生繼續高聲謾罵時，采訪他的記者緊著問，他打算這樣罵多久。這位年輕人就事論事地回答說，他在這兒待不了多長時間。他解釋說，他必須回家準備即將到來的(仁考試——美國研究生院的入學考試。”
1996年，克林頓總統訪華，並去北京大學演講，當時有7名學生提問。他們與克林頓“交鋒”的一幕，在美國一些政界人物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陸士達在當天對美國記者說：在中國這一代年輕人身上有一種正在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它反映出一種真實的趨勢，對此美國必須加以關注。陸士達先生最然多慮了。
烏龜有肉不在外麵（三）
近些年，北京大學每年有將近40%的學生參加出國考試，在出國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選美國。赴美留學成功的人數占了全校學生總數的20%。據北京大學招生辦主任劉明利先生4月13日在搜狐教育網2005年高校招生係列訪談節目中回答考生問題時說，在北大目前形成了出國和在國內讀研究生、就業三分天下的～個局麵，理科學生多一點，但基本上是各占1/3。有北大學生戲稱自己是“寄一托(CJ仁E、工OFEL)的一代”。在清華出現了同樣的現象，很多學生在大二、大三的時候不是去上基礎課，而是手裏捧著新東方的“紅寶書”準備“寄一托”考試。已去了美國的一位清華學生的經驗之談是：“能在本科畢業時出去，就不要在本國讀研究生。”《中國青年報》曾經在清華校同做了一個隨機采訪，被采訪的18位清華學生中，明確表示希望出國深造的有14位，另外4位視情況而定。在被問到是否會回國時，表態堅決回國的隻有3位；還有3位說現在是傾向於回國的，但不敢保證以後會有什麼變化；表示要看情況再作決定和不打算回國的各有4位。
從1999年起，為了支持北大、清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國家分3年累計單獨給北大、清華各撥款18個億。18個億，也許對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所需要的資金可能還差得很遠，但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絕不是一筆小數目。而且，這是一種額外的投入，一種特別的預算。但在18個億和更多的投入之後，中國的高教寶塔尖上卻日愈陷入一個怪圈——投入最多的地方，摩肩接踵的去國者也最多，國家最寵愛的青年，與國家“bey-bey”也最急不可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