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對日本有深入研究的《大公報》總編輯、著名報人王芸生到日本考察後，他發現許多日本民眾中有一種對中國的普遍看法，即“以為中國人不是自力戰勝日本的，競參加聯合國逞威風，滿心不佩服”。此外，時下中國人並沒有享有和平，更沒有重建國家，鴿子幾乎還沒有來得及在哪棵樹或陽台上打個盹，天上又是戰雲密布，“時間過了一年多，聽聽中國國內還陷於戰亂，看看在日本的中國人的地位之無足輕重，又輕視中國人了。”（見王芸生著《中日關係七十年》）
或許，這正是日本至今未肯向亞洲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低頭認罪、虔心謝罪的深層原因之一。
對於一向奉行實力崇拜的日本來說，它隻心口一致地承認、屈從強者，而在骨子裏鄙薄、歧視弱者。
真正的強大
要使日本對“二戰”中的侵華失敗服輸、認罪，可能隻有兩個途徑：
一是中國與日本再打一場戰爭，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將日本徹底打趴下了，日本方能變得老實起來。
雖然此岸有“憤青”們在網上排兵布陣，橫刀躍馬，直嚷著要殺過東京灣去，彼岸也有右翼分子在靖圉神社門口吹吹打打，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的1日夢，但中日之間再燃戰火，肯定不符合兩圍人民的願望與利益，此說隻能作罷。
二是中國真正強大起來，這便成了唯一的途徑。
若強大隻意味GDP總量的增長，比起亞洲、非洲不少國家，中國肯定強大無疑；比起20多年前的自己，中國也強大無疑。但若要日本驚懾於中國的強大，中國必須與日本比。恰恰是與日本的比較上，中國的強大還有很艱難的路要走。僅說一個方麵——
日本的許多產品馳名世界，若人無人之境：豐田、尼桑、日產、五十鈴、鬆下、索尼、夏普、日立、NEC、兩鐵城、精工、本田、鈴木、雅馬哈……即使在這10餘年的經濟蕭條時期，與許多國家相比，日本也有著強勁的出口產品競爭力。而在這10餘年的中國經濟的一片繁榮景象之中，中國有什麼世界知名的品牌呢？唯一一個是海爾，據說是打進了美國市場，在日本市場上卻沒看到。今天遍及許多國家的中國商品都是沒有品牌的大路貨，在日本市場上總是和越南、印度尼兩亞的商品擺放一起……
這還是一個小的方麵。就大的方麵而言，中國其實麵臨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要沉重、艱巨得多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真正的強大，從不是一個隻有少數人、少數地方為之歡呼並可以縱情享用的盛世。
當盛世的頌歌如蟬雨般撲打著我的耳膜，我卻從大量的曆史文獻中感知，當今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所感受到的矛盾、艱難與憂患，並不亞於上世紀初的“五四運動”前後。隻不過那時更多地係於民族的興亡，時下則更多地體現在階層與個體利益日益擴張的消長上。
現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是先富起來了，但這個“富”是不是可以經得起道德的叩問？如果經得起道德的叩問，是不是又能被廣大的下層民眾所接受？
倘若這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仍在為“與國際接軌”、“與國際潮流同步”而洋洋自得，睥睨天下，他們和它們並沒有成為帶動更多的人、更多的地區富起來的外部條件，情況卻可能相反，前者成了後者難以富起來的現實原因，那麼，中國的未來就變得十分可怕了——眼下一場社會劇烈的轉型，在很大程度上，便表現於我們民族的又一回“一盤散沙”，其觸目驚心，肯定尤甚於抗戰之時；其病人膏肓，即使是華佗再世，也回天乏術。
誠如茅於軾先生憂慮的——
今天中國的百姓有沒有進步？再碰到戰爭、天災人禍、金融危機、政治運動這些意外，我們能否處驚不亂，團鮚起來戰勝困難？
殺人越貨，借錢不還，假冒偽劣這種種壞事是少數人做的，大多數人還是好人。但是在紅燈麵前搶行，隨地扔髒東西，排隊夾塞卻是經常能見到的。事情雖小，但到了緊要關頭，這一部分人就可以壞大事情……
（《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精品茅於軾》）
在2003年，中國成了一口熱油鍋，從來沒有如此多地彈射…社會各層麵種種質疑的“豆子”：諸如為什麼國家經濟增長迅猛，卻有那麼多的人貧困不堪？為什麼物質文明常表現得結實顯赫，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卻總顯得滯後，或者說有幾分空洞？為什麼在一些地方凡涉及老百姓的改革總是大刀闊斧，輕舟駛過萬重山，凡有既得利益集團的所在，比如精簡機構，公車改革，卻總是瞻前顧後，手足失措，或由終點回到了起點，由其沉屙日深？
2004年，香車寶馬在暗淡，燈紅酒綠在剝落，關於盛世的漲潮般的合唱在退潮。
與此同時，連田野上的熱風也在呼喚公平，連站在電線上的麻雀也有了哲學家般的沉思。
當代中國人正在經曆第三次思想風暴的衝擊：第一次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第二次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次風暴，“公平”終於被提到突出的位置。
或者換一種說法，讓中國自覺地將目光投向社會底層，更多地將好處惠及於社會底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