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在國內有多少專事寫作的袞袞諸公，能像遠在天涯的張純如一樣對此充滿義憤充滿血性，乃至欲罷不能、喋血方休？他們張純如的丈夫道格拉斯吻別愛妻中有不少人寫得很聰明，任江上潮漲潮落，總是錦上添化，讚歌入雲；或是寫得很實惠，自詡為“白領”與“小資”，這是兩個自覺地把自身與社會底層對立起來的稱謂，以示與窮人以鄰為壑，並炫耀與富人比鄰而居；或是寫得很生猛，換一種時髦說法，那就是善於下半身寫作……
如果對民族創痛最該有本能反應的一部分人都淡漠、麻木了，還怎麼指望這個民族能永遠不忘曾經的奇恥大辱呢？
一個沒有精神家園的民族，便隻能在荒蕪的精神原野上如吉普賽人般流浪。
一個遺忘了曆史或者不尊重曆史的國度，再枝葉葳蕤也不過是舞台上一棵沒有根係的大樹。
越來越多的聲音在激情呼籲，當日本朝野念念不忘朝拜靖國神社時，中國應該給今天的人們一個給抗戰英烈們下跪的地方——在上海，在湖北的西瓜洲，在湖南常德，在台兒莊，在太行山，在平型關，在雲南騰衝，在重慶北碚，在川東小鎮李莊……
不管是國民黨方麵的將士，還是共產黨方麵的將士，不管是拿槍的，還是握筆的，隻要是中華民族的熱血兒女，今天還有以後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都應該向他們的英靈頂禮膜拜！
報載，已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向有關方麵提出，應將中國抗戰勝利日或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等重要日子定為國家級的公紀（祭）日。
越來越多的身影在忙碌地打撈曆史、修複曆史——
仵德厚、張家福老人那烙滿曆史事件與社會變革的臉上，有了豁齒的笑容。也許正因為豁齒，那笑容更顯得像深秋經霜後的金菊。
盡管這一切在靜悄悄地進行，但據說，上海的陵同裏有了張靈甫等抗日名將的衣冠塚，戴笠故居和湯恩伯故居，業已修葺開放。湖南衡山在“文革”中被搗毀的、由蔣介石書寫“忠烈祠”並供奉紀念湖南幾次戰役中犧牲將士的牌位，也在恢複。
不僅是王選女士和鳳凰衛視，現在還有不少血性公民站出來，著名的有民間組織“保釣”聯合會會長童增先生，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蘇智良教授，10年來孤身奔走於中日兩國之間、為侵華日軍遺留化學武器受害者搜尋並提供證據的哈爾濱律師蘇向祥……
報端上也屢見這方麵的文章，今年2月25日《中國青年報》上有一篇報道說起，1994年春天，侯冬娥老人悄無聲息地死在山西盂縣高莊一個最破爛的窯洞裏。她的一生隻留下記者記錄的一些片段：“她是村子裏最受輕視的女人，大塚不叫她真名，稱她是‘進過炮樓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當笑話說。一個雨天，她重重地摔倒在村口，因為嫌她‘不幹淨’，沒有人肯過去扶她。”
記者為之詰問到：如果對自己的受害姐妹都如此冷漠，又怎能指望施暴者懺悔、道歉、賠償呢？
昔日一個狹隘得幾近難找一塊方寸之地給先烈們下跪的曆史，如今經變革時代的開拓，正變得開闊起來。
昔日單調得隻剩一個“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邏輯的曆史，如今在求是之風的吹拂下，漸漸有了血肉。
曆史大相無形，卻又高聳人雲。
曆史宏大敘事，又細枝末節地反映在一個民族的心理框架與精神生活中。
倘若我們這個民族終於能像猶太民族一樣自強白重，不屈不撓，像俄歲斯一樣從政府到民間都如珍惜眼睛一樣珍惜曆史，並從曆史中汲取民族走向再生之途的豐沛動力。
倘若中國青年在若幹有關民族尊嚴的事件中有更多的人能像韓國民眾一樣做些切實可行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大學生今天遊行扔石子砸美國大使館，次日在使館門口排隊等簽證的學生卻比滿地的石子還多……
那麼，日本打量中國的眼光將一定會少去些狡黠、虛與委蛇的東西。
唯有在一個正視曆史並以曆史為鏡的國家麵前，一個在曆史上銷贓滅跡的國家，最終才有可能在道德上白慚形穢。
繞不過的門檻（一）
在巾國近現代曆史譜係巾，無庸質疑，“日本”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國家。
一旦點擊了這個譜係，與此直接間接相聯係的——“明治維新”、
“甲午戰爭”、“抗日戰爭”、“巾日關係”、“巾日人民友好”、“天皇”、“武士道”、“右翼勢力”、“靖國神社”、“漢奸”、“台獨分子”等詞語，便層層疊疊、帶著各自的曆史記憶排山倒海般地向國人湧來，並大厚度、大麵積地攪動自近代以來國人總與東北邊那個島國一種揪扯不斷、欲理還亂的情感。
猶如很多女人的一生，兢是對付男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