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去說過，我是軍人，不是詩人。現在要說，我首先是一位軍人，然後才是一位業餘詩人，因為我畢竟寫了這麼多詩，而且憑詩集《地球是一隻淚眼》獲得了魯迅文學獎。但從嚴格意義上說，我的詩也隻能算業餘水平。當然，並不是說我的詩一無是處，我的詩也有一些不同於別人的特點。比如“大氣”、“宏大背景”、“重大題材”；比如“思辨色彩”、“憂患意識”；比如“平民情懷”、“生活氣息”等。
但我的詩歌比較粗糙（雷抒雁先生說應該叫粗礪，軍旅詩需要粗礪一些，這當然是他的客氣說法），有些句子缺乏推敲，這有多方麵原因。首先是由於我詩歌理論和詩歌技巧的欠缺。呂進在序中說“善醫者不識藥，善將者不言兵”，但我並不想用這兩句話來掩飾我在詩歌創作上的先天不足。其次，我在退休前一直處在業餘寫作狀態，沒有時間去慢斟細酌。白天有忙不完的事，所有作品都是熬夜寫出，匆忙寄出。每次拿到發表作品的雜誌，重新一讀就後悔，拿起筆來就修改。多數作品都是在這種狀態下完成的，實際上都是一些初級產品，缺了幾道打磨工序。這隻是客觀原因，內在原因是功力不夠。謝冕先生在序中指出我“有的詩句略顯平白些，有的詩句由於錘煉不夠略顯粗糙些”，這都與我遣字煉句的功力不夠直接有關。
我自認是一位性情中人。李瑛在序中說，“他是把自己整個心靈都放進詩句中寫作的詩人”。他這句話令我心動，可謂一語中的。我的這種寫作狀態，也為我的詩歌帶來了正負兩方麵的效應。從正麵講，李瑛說，“因此（他）寫出的詩有血肉、有骨骼、有痛感、有生命，有極大的情感衝擊力和震撼心靈的力量”。從負麵講，我自知我詩中也有一些情緒化的東西，我的喜怒哀樂全在詩中，傾倒而出，一覽無餘，這使得部分作品雖是生活原料，卻未能升華為真正的詩歌藝術。比如《記憶》這首詩，這是《詩刊》紀念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約稿。寫什麼呢？我很自然地回想起自己六十年來的親身經曆，列了一個提綱放在一邊。當時我正全身心沉浸在《戰爭史筆記》的寫作中，沒有時間去琢磨這首詩。交稿時限到了，我粗粗順了一下就寄走了。這次編集，本來不打算收入這首詩，但找出來重新一讀，盡管是紀事式的“提綱”，卻樁樁件件都是我親身經曆之事，它勾起了我無盡的回憶，點點滴滴湧上心頭。為了保持我詩歌創作的本真麵貌，我寧願在藝術上失分，也不忍將真情丟棄，仍然將它收進集子中了。類似這種情況的詩作，不止這一首。我曾經說過，我要把一些水平線以下的作品當成垃圾扔掉，但真要扔時卻又犯了敝帚自珍的毛病。呂進說我懂得“藏拙”，我編這套詩集完全沒有“藏拙”，隻是想把我的詩歌本真麵貌呈現給讀者。從中篩選出一些值得留下的詩篇，那是今後的事。
我的詩中“敘述”和“議論”的成分太多，尤其在長詩中更為明顯，這是長期困擾我的問題。想改，但改不過來。此前，詩評家對我詩歌創作中的問題要麼一筆帶過，要麼籠而統之，隔靴搔癢，讓我摸不著頭腦。這一次，呂進在序文中講得最為透徹，一針見血，一步到位。我心悅誠服地給他發了一個短信：“知我詩之病者，呂進也！”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迫使我後來改寫散文。我自感詩歌水平也就這樣了，寫散文可能更適合我。這些年改寫散文的結果，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
呂進為我開出的“藥方”是：在揮灑激情時要懂得“節製”，要把詩中的“敘述”和“議論”成分盡量“清洗”掉，這樣才能提高詩的純度。他這個觀點我現在已能欣然接受。但在過去，我曾固執地反對“清洗”，我的理由是一經“清洗”就把生活的原汁原味“洗”沒了。我是農家子弟出身，老百姓大清早到地裏去拔一棵蘿卜或青菜，都是“拖泥帶水”的，根上有土，葉尖上有露珠，多新鮮啊，這才是生活。我反對“洗”掉生活的原汁原味，也許有對的一麵。所以李瑛在序中說，我的某些詩句能“把最生動感人的生活和細節呈現給讀者”。謝冕先生也說，雖然我的有些詩句略顯平白和粗糙，“但它們仍然詩味十足，讓人讀起來著了迷”。這次經過呂進“點化”，我知道我的問題是沒有把保留生活的原汁原味同“清洗”掉詩中的“敘述”和“議論”區分開來。說到底，還是功力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