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冕先生在序中談到我的長詩時，對我的《貓耳洞奇想》講了不少讚揚的話，而對我的《國風》和《前夜》則說，它們雖然也是“抒寫革命曆史並展示詩人革命胸懷的，其胸襟之博大，思想之深邃，也是相當引人注目的。但不及組詩《貓耳洞奇想》給我留下印象之深刻。”謝冕先生對我長詩的評價入木三分，其中甘苦，唯我心知。
李瑛先生序中說：“詩歌創作是屬於感情領域裏的形象思維活動。”我後來感悟到，雖然詩歌創作並不完全排斥理性思考，但從本質上說，詩歌創作是以情感活動為先導，輔之以理性思考，這個主從關係是不能顛倒的。一旦顛倒過來，以理性思考為主導，即使勉強鋪陳成“詩”，也寫不出上乘之作來。歌德所說“思想在行動之前，就像閃電在雷聲之前一樣”，我想那一定有一個前提：即詩人已充分掌握了來自現實或曆史的創作素材，就像天空出現閃電和雷鳴之前一定先聚合了雨雲，這些創作素材在詩人心中已經充分“發酵”，激發了他的創作衝動，到這時才進入“思想在行動之前”的創作階段，詩人通過理性思考“用思想照亮詩行”，伴隨電閃雷鳴下一場酣暢淋漓的好雨。如果手裏先有一隻思想“盤子”，再到自助餐廳去“配菜”，把盤子填滿，這樣的操作程序是寫不出好詩來的。
《貓耳洞奇想》這組詩，從總體氛圍到一人一事，甚至每一個具體細節，都來自我身在其中的戰場環境和戰鬥生活。我身處戰爭環境，情感活動異常活躍，思想海闊天空地翻騰，那些詩句自然而然噴湧而出。讀者和詩評家說這組詩好，那是因為這組作品的產生符合詩歌創作規律。
詩情的湧流源於情感活動，而不是發端於理性思考，但我的長詩創作沒有完全遵循這條創作規律。從前線回來，麵對改革開放初期的複雜形勢，我如岩漿般翻滾的戰鬥激情開始冷卻，轉而陷入了冷峻的思考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寫出了長詩《國風》和《前夜》，下的工夫遠遠超過《貓耳洞奇想》，但由於它們總體上是理性思考的產物，效果反而不如《貓耳洞奇想》。《前夜》這首長詩，寫的是新世紀到來的前夜，我對21世紀中國前途命運的思考。前半部分發表在《人民文學》，後半部分發表在《昆侖》。前半部分雖然獲得了《人民文學》創刊四十五周年優秀作品獎，那是因為當時沒有其他人以詩歌形式去寫這樣的重大題材，它雖然有一定思想深度，但在詩歌藝術上並無長處可言。
故曰：詩非頓悟不知門，勉為其難無好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