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雲儒
《當代陝西長篇小說研究》這部著作，是陝西省教育廳批準立項的科研項目，經過省內高校眾多學人的努力，終於付梓麵世。這是課題組獻給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一份大禮，也是陝西文壇的一件喜事。編撰者要我在前麵寫點文字，作為一個終生研究文藝、尤其是研究陝西文藝的人，我義不容辭，也借此表示由衷的欣喜和祝賀！
在中國，陝西是一個文化積澱深厚的內陸省份，和東南沿海比起來，經濟社會發展稍欠發達，但正在大步趕上去。若從文化事業、尤其是文學發展的角度來考察，陝西在全國各省市中，除京滬以外，當之無愧處於前列。僅以本書的研究對象——陝西當代長篇小說來說，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就先後出現過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柳青的《創業史》、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浮躁》《廢都》《秦腔》、孫皓輝的《大秦帝國》、高建群的《最後一個匈奴》、楊紅柯的《西去的騎手》、葉廣芹的《青木川》等在國內外都產生過較大影響的名家名作。而且陝西三次獲得茅盾文學獎，在各省中僅次於獲得四次的四川，名列第二。1993年，那場引發過文壇廣泛關注和爭論的“陝軍東征”現象，雖然可以從不同角度做出不同的評價，但在十多年後的今天，《白鹿原》《廢都》等作品的價值還是越來越為眾多讀者和文學研究者認可。而且由此引發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一直延續下來的，於今為烈的陝西長篇創作的興盛態勢，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有關部門統計，近六十年來陝西出版長篇小說竟有七八百部之多，當之無愧是一個長篇小說大省了。
長篇小說是各種文學樣式中的“重武器”。由於其篇幅宏大，人物眾多，能夠比較全麵深刻地反映某一時代、地區的社會生活麵貌，表達作者對社會、人生的種種理解和看法，並一定程度地影響讀者的世界觀、人生觀，某些精品因之成為傳之久遠的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因此，它也成為衡量某一國家、地區文學成就大小的重要標誌。馬克思早就提出過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不平衡的觀點，陝西這種經濟相對滯後，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卻長足發展的現象，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證。精神的豐富性和深刻度，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當然不會沒有關係，但常常不表現為直接的同步的關聯。精神生產主要與文化的積累、傳承有關，與社會的、人性的、生命的衝突有關，和這些衝突所含納的曆史和人生的信息量有關。這恰是陝西的優勢。陝西這塊土地，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作為中國曆史的重要舞台，凝聚著無比豐沛的社會信息和生命信息。周秦漢唐深厚的文化積澱和藝術傳統，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重農輕商、重道輕器、重文輕藝的人生價值取向，還有被這種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長期養成的沉潛入裏和負重遠行的社會人格和文化精神等等，都轉化為文學創作的優勢。這從根本上決定了陝西長篇的基本麵貌和內在質地。譬如注重鄉土題材，深掘文化底蘊，追求史詩風格，譬如用“秦川牛”般切實的創作態度和執著的藝術勞動取勝，等等。甚至陝西長篇小說創作的某些不足，也多少與此有關，譬如如何在更高層麵上汲取人類新的認識成果和藝術探索成果，實現觀念對題材的超越；譬如如何進一步加強與國內外文學輿論的交流對話，在全國格局中提升我省長篇創作話語權問題，等等。此處暫且不去細說。
著手《當代陝西長篇小說研究》這樣的宏觀性課題研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既有史論兼具的學術價值，又能近距離、高視點檢討、覺察、促進長篇創作實踐。當然也麵臨著很多不言而喻的困難。據我所知，上個世紀的中後期，陝西曾有兩所高校先後申報過《二十世紀陝西文學》和《陝西當代文學史》兩個科研課題，做了不少先期工作。獲得批準後又形成了提綱，進行了調研，搜集資料和對部分作家的研究也開了頭。記得還收集過我的資料，發過問卷調查，後來又登門專訪筆錄、拍照。令人遺憾地是，可能是工作量過大、經費不足，或者其他原因，最後都半途而廢，沒有能夠堅持到底。我在省內幾所大學作文學學科的兼職教授，也多次參加過省上此類項目的評審，深知一個社科類項目要獲得批準之艱難，要將這樣宏觀性的文學研究持之以恒地進行到底、拿出成果，就更不容易。完成《當代陝西長篇小說研究》這樣的課題，如果沒有相當的理論修煉和文學素養，沒有對陝西文學乃至全國文學長期跟蹤的深度研究，沒有從宏觀上把握陝西長篇發展態勢及與全國長篇發展內在關係的能力，是很難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