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真實的，曆史是真實的生活。生活是生命運動的軌跡，因而曆史的更替和演進，就是生命運動的過程。《白鹿原》給我們講述的正是生命律動的曆史，每一個鮮活的生命從生長，壯大到死亡都真實的留在了白鹿原上。《白鹿原》於是也就承載了生命的沉重感和滄桑感，像一隻孤雁迂回低飛在曆史的天空和文化的氛圍裏而糾結成一曲悲壯的生命挽歌。以白嘉軒為代表的白家：白孝文、白孝武、白孝義、白靈、吳仙草；以鹿子霖為代表的鹿家：鹿兆鵬、鹿兆海。還有生活在同一原區又與白鹿兩家相關聯的鹿三、黑娃、冷先生、朱先生、小娥……都如同符號一樣在曆史的“五線譜”上跳躍、律動，演繹出情與愛、悲與歡、消亡與繁衍、升騰與浮沉的生命際遇。
文學的起點是以觀照生命開始的，終點也是反思著生命遁跡的過程。生命是個體的生命，但是融合在一起便組成了人類社會。個體生命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群體力量構築的曆史卻總是以個體生命的亮點顯示出來的。因此，在《白鹿原》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全新的曆史思考，政治運動中的曆史事件以及曆史走向和派別之爭，已並非是關注的焦點，而無數個體鮮活的生命卻成了曆史的底蘊，他們在曆史背景下顯示出的精神品位以及他們的命運行程和文化心理則證實曆史是生命運動的曆史。
《白鹿原》的作者就是以這樣的審視角度關注著白鹿原上的人們。白嘉軒，生命行程記錄的代表者，作為“封建社會的最後一位族長”，凝聚了傳統文化的精氣，是家族宗法製度的堅強守護者，完整保留了宗法農民文化和意識的全部心路曆史。他是作者塑造出的一個全新的地主形象，在已有的文學長廊裏，我們結識的魯四爺、黃世仁等地主形象是殘酷無情的象征，他們都以階級的標記表現出人性之惡；而白嘉軒則屬於另一個發現，他積澱了生命美的光彩。身為族長，他身體力行，以仁義為綱，以“學為好人”為精神追求，以“耕讀傳家”為立身規範，既以律己，又以律人，慎獨自守，仁義而大度，勤懇而高尚，以德報怨，光明豁達。在儒家文化的精氣中堅強的遊曳，時刻顯現出我們獨特的民族精神，以頑強的生命毅力和信仰在那個時代的營壘裏跳躍。娶七房女人以續香火，交換土地以使人財兩旺，興學堂教育村民子弟，興仁義立鄉約以正民風，策動抗捐、自殘求雨，行族規教化村民……無不表現出生命跳蕩的熱情。朱先生，身為聖賢，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生命信條，是關中儒家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清高儒雅，洞察時世，預測未知，救難賑災，同吃舍飯，隻身勸退二十萬大軍以保境安民的愛國熱情，淡泊名利靜心修縣誌的曠達心性等等舉動無不閃現著生命美好的精神內蘊，讓我們產生敬愛之情：“白鹿原上最好的一個先生謝世了……”[4]
還有黑娃，一生命運坎坷。與小娥相愛，不被族人承認，卷入農運，加入習旅、落草為匪，受降招安，終遭暗算。人生軌跡在飄忽不定的動蕩中度過。還有機智沉著的兆鵬，為國捐軀的兆海，美麗可愛的白靈，醫術高明的冷先生、勤懇老實的鹿三、正邪兼具的孝文，人格低劣、陰險狠毒、淫亂好色、倚勢欺人的鹿子霖，魚肉鄉民的田福賢之流，他們以不同的生命姿態在曆史的舞台上跳動。
不同的生命與不同的人格，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命運，不同的經曆與不同的際遇，生命終以它固有的形態在白鹿原的大舞台上或是正劇或是鬧劇的不斷上演，生命的脈動也最終被曆史的滾滾洪流淹沒。但在浩如煙海的曆史記憶中，我們翻開《白鹿原》卻仍能真實看見，普通的關中、平凡的人們在與命運的抗爭中邁著堅實的腳步向我們走來。
20世紀90年代，文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商業浪潮和大眾文學的雙重衝擊下，文學基因的序列變得紛亂無序。這種無序狀態恰是價值觀念的混亂和價值立場的缺失，但《白鹿原》的出現，給這種混亂和缺失帶來了震撼和自信，它告訴人們，文學藝術的魅力並不在於冠以“主義”的限製來衡量作品的價值，而在於“關鍵是質量和品位”。《白鹿原》並不是標新立異的作品，它采取的仍是“舊寫法、老題材”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同時兼用象征主義和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技巧，這是創新之處。其結構的嚴謹，語言風格的雅俗共賞都閃耀著美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