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明和林嵐的愛情，在作品中占的篇幅不多，但卻在馮明、在我們讀者情感、心靈上刻下的印記很深。惜墨如金的作者隻用兩個細節，就把一個秀麗靈巧、純潔美好、熱情奔放的妙齡女子的愛情心理寫得入情合理，感人至深。其一是在青竹林裏刻下馮明的名字，這個細節頗富生活情趣和幽默色彩。它不但很準確地表達了一個少女對自己傾慕的男子那細微而帶有幾分羞澀的情愫，而且由此引發了讓人忍俊不禁的“標語事件”；另一個細節是林嵐犧牲前與馮明分別時短暫的單獨相會，兩個有情人誰也不好捅破那層紙，最後林嵐用她細碎的牙在馮明手上咬出血痕，表明了心跡，留下了給馮明的最後一句話：你的手不疼，可我們的心疼！可惜，她隻心疼了幾十個小時，卻讓馮明心疼了大半輩子。以至當“組織”介紹他與夏飛羽結婚時，他竟在新婚之夜滿懷傷感、愁緒地學會了抽煙；而且以後每次兩人例行公事地“學習”時，他都把妻子當作了林嵐，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啊！夏飛羽知道此事後，不僅很快把女兒的名字由馮小嵐改為馮小羽，而且到死都在吃林嵐的醋；馮明則直到妻子臨死前才發現她衣服裏麵的肌膚原來那麼白嫩細膩。這樣的婚姻有什麼幸福可言？
林嵐的慘死，讓馮明情感深處痛苦了一輩子，也讓我們讀者每讀至此都難免錐心之痛，難免灑下傷心之淚。由不得恨土匪、恨戰爭，恨劉芳這個出身書香門第的娟秀女子何以被政治、被黨派爭鬥異化成了一個冷血動物，一個用歹毒殘忍的手段殺害自己同類的惡魔！我們甚至有些怨恨作者，你把這個蘭質慧心的女子寫的這樣美好，這樣可愛，卻又為何讓她死的那麼慘烈？這讓我們脆弱的心靈如何承受的起？是你認為紅顏必然薄命、初戀一般總難成功，還是馮明或所有泥巴做的男人根本不配與林嵐這樣的女子共赴愛河，因而讓她英年早逝？
如果說林嵐的死帶給馮明的感情失落，還帶有某種個體性、偶然性，那麼他重回故地感覺到的青木川人對當年鎮反、土改的冷漠乃至遺忘與他的熱情之間的錯位，則就不僅僅是簡單的、偶然性的個人遭際所能涵蓋的了。
人老了容易懷舊，這大概也是個普遍的現象。因為自己的人生旅途快要走到終點，前麵也不太可能再有什麼轟轟烈烈或大起大落了，逝去的歲月裏那些在自己經曆、情感中刻下深刻印記的地方，那些人和事就會常常出現在腦海，引起回味思索，有可能的話還想舊地重遊，重溫舊事。青木川，在馮明的幾十年生命曆程中，無疑是一個刻下了深深印記的地方。那兒有他青春歲月裏剿匪反霸、土改鎮反、建立新政權的輝煌業績；有他難忘的、美好的初戀，並長眠著他情感深處無法忘懷的戀人林嵐。因此，盡管他已是一個76歲高齡的老人，而且做過兩次心髒手術，但還是鼓起勇氣，隨著探究程立雪蹤跡的女兒一起重返舊地。
想不到的是，此行帶給他的感受卻遠沒有原來想象的那樣美好。當他懷著追尋昔日風采的期待回到青木川後，卻發現自己和那段曾經輝煌的曆史一道已經淡出了青木川人的記憶。首先是在路上、在村中遇到的人，無意中都還把魏富堂稱為“魏老爺”，把魏的民團稱為“這邊的”，那麼當年馮明帶領的解放軍、工作隊豈不成了“那邊的”？他想不到新中國建立了半個多世紀，魏富堂及其民團還陰魂不散地在人們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當年給窮苦農民帶來翻身解放的他們反倒被人們遺忘。在年輕一些的人中，甚至連土改這樣的大事也搞不清，和責任田、“三自一包”等混在了一起。他不能接受當年轟轟烈烈的社會變革如今竟然這樣被淡化、淡漠甚至遺忘。其次是他熱切期待的老人座談會，竟然開的不冷不熱，常常偏離主題。他希望憶舊，別人卻更希望他幫忙找上邊撥款修路。細一打量，原來與會人員中竟沒有一個當年土改中的積極分子。詢問鎮上安排接待、陪同他的政協主席張保國，才知道那些人竟然已經七零八落，有的生病無錢醫治拖死了，有的大煉鋼鐵時腦溢血倒在小高爐前，有的文革時被逼上吊身亡，有的出去尋找打工的兒女下落不明，有的被債戶封了門出不來……
而來開會的人大都是魏富堂的親朋故舊，怪道話不投機。這讓馮明不能不覺得尷尬：為什麼當年的土改積極分子們晚境不佳，而那些被批鬥、瓜分的“分子”們倒活的很興旺，三老漢的孫子還當了副縣長？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研究探討的現象，馮明眼下不願或無法深思這個問題，他隻是後悔沒有早些來，可能就不會有今天的尷尬。可離休前他作為高幹，有看不完的文件，開不完的會，國內國外一次又一次的參觀考察，青木川這個山區小鎮怎麼有資格進入他的視野？到底是青木川把他丟了，還是他把青木川遺忘了？再說，如果他真地在六七十年代回來，魏氏的故舊們固然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張揚，但那些貧雇農土改積極分子們日子則可能過的更困苦，那時他又該作何感想？功成名就、身居高位的他短暫的“思舊”情愫和依然陷於貧困中的昔日戰友恐怕是很難撞出感情火花的（他現在回來，眼中看到的當年土改積極分子、生產委員趙大慶不是還是“破破爛爛兩間草房，連院牆也沒有。窗戶上沒玻璃，釘著塑料布……”），何況早些年？周總理1973年到延安，看到當年的老赤衛隊員、積極分子們仍然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困苦生活，不是難過的流出了眼淚嗎？延安老革命根據地尚且如此，何況青木川？這又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之前，革命勝利、新政權建立已經三十多年，為什麼除了馮明這樣戰爭年代幸存下來的高中級官員，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還是那麼困苦？那些沒完沒了的以整人為目的的政治運動不僅造成了數不清的冤假錯案，而且耗費了多少寶貴的時間精力？那些違背經濟規律的“大躍進”、浮誇風、大煉鋼鐵，不僅勞民傷財導致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且造成了多麼巨大的資源浪費環境惡化的嚴重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