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華橫溢的青年馮文軒，成為了文革武鬥的幹將，他是文革在我國興起的群眾基礎的形象注釋。文革後他的離奇的上訪以及恢複常人生活狀態的人生軌跡與趙忠元的精明，並且首先富裕了起來，為他們的悲劇人生畫了一個喜劇色彩的句號。
苦難、艱辛和頑強的生命意誌是這個族群性格圖譜的基調。
王寶成對他筆下的人物，無一例外地傾注了同情、尊重與理解。當然也有例外（那個解放軍農場的指導員，可以看作一個例外）。
王寶成是溫和的，溫和的王寶成用對故鄉人的厚愛編織了他的小說人物，並予廣大讀者以心靈的撞擊和思考：
思考之一，為什麼所有人物幾乎都那麼輕信而盲從，那麼怯弱、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甚至苟且偷生。從這個角度審思，不難發現，冬林媽以及馮文軒的出現，似乎給沉默的群體吹拂了一絲異樣的風。
思考之二，王寶成解剖批判的刀刃為什麼在這些弱勢群體麵前，失卻了現代理性的光芒。如果把理解視之為認同，那隻能削弱甚至消解作家的曆史穿透力。魯迅對於閏土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批製精神，在王寶成這裏的委頓，又是為什麼。
思考之三，苦難誠然是苦難者性格成長的磨刀石，但是對於苦難製造者的寬容卻隻能是對於受難者的瀆職甚至背叛。
結論隻能是，作家不能從他的對象中超越；那麼，他就隻能在對象的同一水平線上簡單的複製對象，而不是製造出“第二自然”。所謂中國的現代化，將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各項經濟，科技指標也許必不可缺；但尤為重要的，仍然是農民的現代性轉換。這將是一個更為艱巨的曆史課題。
《三部曲》命名為夢幻與現實，具有豐富而深刻的意蘊。這是一個民族的百年夢幻在半個世紀裏的嚴峻現實麵前的曆史審視。
小說主人公蒲冬林就其居於藝術結構核心地位而言，他的個人成長史、精神史就具有了涵蓋與統攝全書的地位，他走過了一條從夢幻進入現實的人生之路。
在夢幻與現實的無情撞擊衝突下，蒲冬林經曆了一個從農村代言人到個體自由人的精神轉變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三部曲》既是曆史的畫軸，又是精神的長卷。雖然直到小說終止這個過程並沒有完成。事實上，這個轉變不能不給蒲冬林帶來精神的裂變與人格的分裂。而這個人物的精神走向顯然較之於他的完成轉變更具有審美價值與現實意義。
如同我國近代以來大多數知識分子一一樣，蒲冬林來自農村，始終與農民保持著血肉的、精神的、情感的聯係。
小說有這樣一個情節。饑餓年代為掙學費冬林與農民趙忠祥去縣城照相館為生產隊拉糞，受盡了屈辱。趙對冬林說，一定要考上大學，不為別的，就為給莊稼人爭一口氣。“現在農業社把窮根紮到東海裏去了還有啥盼頭？千萬不要回到農村來下這死苦，將來在外頭混得好，端上公家的飯碗，說得起話時，不要忘了農民的苦處，多替農民說幾句話，也不枉農民把你供養了一場。”高加林就是衝著這，想要走出黃土地的。他終於不能走出黃土地而成為一個悲劇人物。冬林卻走向了成功之路，因為，他終於考上了大學。
冬林之所以成功了，除了當時的高考給他提供了機遇外，與他自己的苦讀是分不開的。《愛情與饑荒》對此有過動人心弦的敘述。他的自強不息的生命意誌，不僅與他個人身世有關，更與他孜孜以求，從故鄉曆代先賢及農村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營養分不開。
在文革的特殊年代裏，冬林也未曾中止他的思想與精神的求索。天安門城樓被紅太陽接見，他居然會因了與一女青年的邂逅而難以平靜。居然，他也明白，在這場空前的社會動蕩中，家庭、愛情、婚姻、事業，一切都取決於自己在這場風暴中的表現。他與同學杜義成在係資料室裏的鑽研社科書籍和深夜長談終於使蒲冬林吃驚地發現，他開始有了自己的頭腦用來認識這個世界。絕不要輕估這一段思考的日子。隻有從人類精神遺產金庫中，冬林才能獲得普羅米修斯之火。
冬林有抱負，為此，他自信又勤奮。他無意於仕途，他選擇了文藝之路。省直機關，他並不留戀，他義無反顧地來到了文藝團體。他的創作獲得了成功，鮮花與美女來到了他的懷中。他不是幸運兒，他走過了一條坎坷的奮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