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的長篇小說《天堂》，也是一部來自三秦大地的作品。小說描寫的是土地承包責任製從潛流到洪流的全過程。重新將土地分配給農民承包，在當代中國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它使中國農民又重新擁有了自己的土地，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自主性。但這一社會變革在當時不啻一場巨大的地震，舉國上下，觀望和反對各執一詞。最終是正確和健康的改革力量戰勝了其他勢力。小說的主人公蕭漢是五陵原官道村的一個大學生，一個辭了教師職業自願承包荒山的農民。蕭漢不是梁生寶、蕭長春似的人物，梁生寶、蕭長春是帶領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新人的代表。他們不僅根紅苗壯，而且是道德楷模。蕭漢是一個摘帽富農的兒子，是一個走個體道路的先驅者，而且在個人情感方麵堅持了一條“三角路線”。但是，正是這樣一個複雜和爭議的人物，從一個方麵表現了這個時代的變遷、寬容和舊製序的瓦解與新秩序的誕生。
官道村的人將自己稱為“給帝王爺守陵的人”。這個說法隱含的是對舊道德秩序的循守，過去的道德就是自己的行為方式的準則甚至是“法”。但在改革開放的時代，“給帝王爺守陵”的官道村正在發生著看不見的裂變。蕭漢辭職回村承包在老一代人那裏是不可思議的，父親蕭德厚聽說後甚至昏厥過去。蕭漢後來的成功是可以預料的，因此並沒有多少新意。有趣的是官道村在新舊交替之際出現的包括道德在內的不同觀念和人際關係，特別是男女情感關係。蕭漢是一個多情的男人，他先後喜歡了兩個女人。他真愛的人應該是村書記的女兒詩雲，他們情投意合郎才女貌。但蕭漢確實又是一個處於新舊交替之際的人物，他對茹玉的關愛並要娶她為妻，更多的還是同情憐惜，這種分裂的性格就是蕭漢的宿命——曆史並沒有完全消失，新的觀念還沒有建立起來，可以肯定的是，蕭漢不是舊時的風流才子，也不是“現代”的花花公子，他對茹玉的情感有諸多的自我們犧牲的味道。蕭漢在犧牲自己的同時也一定傷害了詩雲的情感，這一點才是蕭漢真正的悲劇。雖然茹玉的死預示了蕭漢與詩雲的結合，但那也是作家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選擇。蕭漢不同於關武幹，關武幹是一個“喜劇”人物，他風流好色明目張膽，沒有精神負擔，這是蕭漢做不到的。
新舊交替之際的複雜和矛盾，也表現在《天堂》諸多的女性人物身上，對女性的書寫應該是小說最精彩的部分。瓜婆、翠兒、鳳兒、茹玉，詩雲等人物不僅風采各異，而且也生動地表達了鄉土中國獨特的風俗與風情。瓜婆雖然是一個舊式人物，但她開通、豁達的生活觀念，不僅僅是仁義或忍讓，她對男人本性的理解是鄉土中國女性的智慧和善良。對社會生活變革來說，瓜婆也許並不重要，因為她並不參與期間，但官道村的人幾乎沒有不和她建立關係的，她用很粗鄙的語言鼓勵女人分娩，用善意的理解規勸男人出軌後的女人，用“教育嚴、處理寬”的方式對待未婚先孕的姑娘。她有一種無形無聲的力量整合著鄉村生活，並使這種生活意味無窮。因此可以說，如果《天堂》僅僅塑造了瓜婆這樣的一個形象，就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說。當然，小說還塑造了翠兒的多情、鳳兒的癡情、詩雲的深情或茹玉的苦情等，構成了小說女性的萬種風情。
三秦大地確實是一片文學的沃土。這不止是說漢唐文化的曆史傳統仍在這裏輝映著萬千氣象，同時當代中國在這裏形成的新的文學傳統也同樣散發著令人鼓舞的巨大魅力。從柳青時代一直到陳忠實、路遙、賈平凹時代，三秦大地的文學從某種意義上代表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最高成就。他們的作品很傳統，但也很現代。他們的作品基本是反映鄉土中國生活的，但在他們的鄉土中國想象中，又逼真、尖銳、真實和準確地表達了當代中國農村生活的巨大變遷。這種變遷當然不止是物質生產意義上的，它更深刻的是反映了20多年來鄉土中國、特別是農民階級從精神、心理和情感層麵的巨大變化。讀《天堂》，自然會想到路遙80年代的小說《人生》。同出自三秦大地的小說，因時代的變化而有了天壤之別。《人生》作為一部理想主義的小說，將鄉村中國作了極端詩意化的處理。向往現代文明的高加林拋棄了鄉村姑娘巧珍而迷戀城市姑娘黃亞萍。在那個時代高加林受到了道德的譴責，巧珍被變通的同情與作家對鄉村詩意處理有極大的關係，因此高加林被“清理”回鄉也被“快意恩仇”為一種懲罰的手段。但在路遙那裏，鄉村是作為“精神家園”來理解的。在這一點上，路遙與現代文學史上的魯迅、沈從文以及其他鄉文學作家沒有區別。那裏隱含的民粹主義思想使鄉村中國還是古舊的田園風光。《天堂》固然有蕭漢的另一種理想，但它更是農民賴以生存而非想象的所在，在這個意義上，大地就是天堂。因此，在《天堂》裏發生的故事都是極端現實的。它所有的理想也是基於現實而發生和明確的，它不止是觀念層麵的問題，當然，我們不是由此判斷作品高低，而是說，時代的變化對文學的影響竟是如此的不可思議難以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