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藝海春秋
郭 沫若是四川樂山人，1938年離開家鄉，第一次路過重慶，到北京和日本求學。抗戰爆發後，他於1938年12月第二次來到重慶，最初住在張家花園，後來遷居天官府街和巴縣賴家橋等地，直到抗戰勝利後才離開山城。
到重慶後，郭沫若遵照周恩來的指示，通過他擔任的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職務，安插和團結了一大批進步文化人士，把救亡運動從城市推向農村，從學校普及到社會，搞得有聲有色。
1940年9月，國民黨改組政治部，將左翼人士全部解職，另行組織文化工作委員會，但仍委任郭沫若為主任。
眼看文化界同仁遭打擊，郭沫若本不願再主持文化工作委員會。周恩來聞訊，前去勸導他說：“蔣介石怕你們跑到延安去，劃了這個框框把你們圈起來，你們可跳出圈子幹嘛！掛個招牌有好處，我們更可以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開展我們的工作。”
郭沫若頓悟，乃出任文工會主任。他衝破當局“隻許做研究工作，不許從事對外政治活動”的禁令，按從前的老路子繼續參與社會生活。其中尤為活躍的，是經常舉辦各種講演會和座談會，內容包括國際形勢、國內時局、曆史研究、文藝戲劇研究、日本問題探討等。郭沫若每次總是帶頭參加，並動員文工會的委員輪流主講或座談，也曾多次請馮玉祥來講演，還請國民黨中不屬於頑固派的人出席。
1941年11月16日，為慶賀郭沫若創作25周年暨誕辰50周年，文工會同仁聚會天官府街郭沫若家中，送他一支如椽巨筆，給予他極高的評價，將他譽為繼魯迅之後的中國文藝界的旗手。
郭沫若在重慶的文藝創作，當然首推他的六部曆史劇，即《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
《棠棣之花》是他嘔心瀝血之作，從醞釀到反複修改，前後曆時22年之久，終於在重慶修訂完成。在他50誕辰時，這出話劇被搬上舞台公演，引起轟動。該劇的成功，激發了他對曆史劇的創作熱情，於是又產生了《屈原》的劇本。
那時郭沫著名重文壇，陪都報刊紛紛向他索稿，他經過斟酌思考，將《屈原》的首發權給了《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孫伏園。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火藥味極強的《屈原》，竟逐日在《中央日報》連載。國民黨的宣傳部長潘公展、張道藩簡直驚呆了：“怎麼回事，我們自己辦的報紙來嘲罵我們自己？”
蔣介石嚴令宣傳部追查責任，於是孫伏園被撤職。
這時大家才明白，郭沫若也有他的鬥爭藝術。
郭沫若在重慶先後寫了不少評述曆史人物的文章，最重要的有四篇，即《屈原研究》、《論曹植》、《甲申三百年祭》、《論李岩》。其中《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既是學術著作，又是政治論文，深刻地論述了明末農民領袖李自成的失敗原因，總結了農民運動的曆史教訓。該文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後，國民黨的禦用文人群起而攻之，《中央日報》專門發表社論進行圍剿。與此相反，延安和國統區進步人士卻大加讚揚，周恩來將此文特送延安出版成小冊子，毛澤東則將此文指定為整風運動的必讀文獻。
郭沫若在重慶還有許多詩作，特別是舊體詩，分別收錄於《蜩螗集》、《潮汐集》的《汐集》中。他本有深厚的格律詩詞功底，又有詩人不可或缺的激情，再加上敏銳的政治觀察力和時代責任感，故每月新作問世，總能牽動眾多讀者的共鳴。
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發表詞作《沁園春·雪》，大後方民眾爭相傳誦。國民黨當局卻授意《中央日報》、《和平日報》予以圍攻，一些禦用文人也跟著起哄，發表了不少歪詩歪詞，故意跟毛澤東唱反調。這時，郭沫若挺身而出，填詞著文反駁群醜，表明了他的愛憎。他還步毛澤東韻填寫了兩首《沁園春》，公開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