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來，認識筱原已經十年了。
筱原是姓，他的名字叫筱原令，日本人。十年前，一個機緣，中國駐日本使館的一個前任官員介紹我們夫婦認識了筱原，從此開始了十年的友誼。這種友誼不那麼濃烈，如果比作花，那絕不是桂花，而是百合，淡香，持久。
筱原在日本應當是有點路子，政商兩界都有些熟人。那次是因為筱原和竹下登前首相的幕僚一起，聯係了日本佛教傳道協會為我們提供資金，拍一部關於中國寺廟的紀錄片。因為他喜歡中國的文化，對我們的那位大使館朋友也極信任，所以積極促成了這件事情。
紀錄片一共拍了六集，總的題目是《中國佛教寺院一日》，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親自為這部片子題寫了片名。而參與創作的，大都是當時中國紀錄片界的腕兒級人物，像陳漢元、陳勝利、康健寧、高國棟等，分別拍了漢傳佛教、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六個寺廟的從晨鍾到暮鼓的一天。
片子拍的很成功，和筱原的友誼也得到了鞏固。
現在還記得初見筱原，最讓我們吃驚的是他的中文那麼地道，一般人聽說話想不到他居然是個日本人。問起他中文的來源，更是一個傳奇。
筱原今年57歲了，中國文化大革命那年，他16歲，正是半熟不熟的時候，也正是什麼都感興趣的時候。他偏偏對中國發生了興趣。這時，一衣帶水的鄰邦正轟轟烈烈地開展著一場革命。筱原決心要當一名中國的紅衛兵。沒想到中國不許他們這一批狂熱分子入境。這件事驚動了周恩來總理，總理批準，筱原等人才得以領略中國的那場震驚世界的運動。
筱原決心學習漢語，但是中國還是不接受，他輾轉到了新加坡學習漢語。一個意外收獲是新加坡用的是簡體字，所以，筱原比一些香港人和台灣人還要沾光的是，他懂簡體字。
他可不是僅僅懂簡體字。因為後來他上了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學成後，在香港工作了幾年，又懂了廣東話。娶了個韓國太太，又會了漢語。從此，中日韓三國，成了筱原馳騁的戰場。
筱原尤其對中國的革命聖地感興趣，延安、井岡山、韶山等地都去過，唯一的一個遺憾是西柏坡沒有去。我告訴他，現在的西柏坡，實際上是個複製品，因為原件已經被修水庫埋在水底了，這他才少了些許遺憾。最近，他又醉心於中國文化聖地，一直在動員我同他一起去大同看雲崗石窟。
他在工作之餘，居然寫了好幾本書，例如《北京土話》，成為許多日本人的一本漢語工具書，其中許多北京土話相信連正宗的中國人也有些看著眼暈。他還有一本書，叫《朋友要交中國人，娶妻要娶韓國人》，如果說後者是因為他有一個韓國太太而有切身體會的話，那麼，前者是他在中國幾十年的經驗記錄。
的確，他有很多中國朋友，上到京城裏的頭麵人物，下到販夫走卒之流。筱原好交朋友，為人誠懇。前不久，一個中國人對我講了筱原的一段故事：當年和她一起在中國工作時曾吵過一架，因為筱原在一個工程還沒有完全結束時，要付給施工方錢。我的這位中國朋友不同意，筱原堅持要付，說，人家幹了活兒，就應當付給人家錢。
有這樣的性格，當然朋友不會少。
這些年，筱原一直從事中日之間的交流，從經濟到文化，不光賺錢，他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有時，我聽到他的觀點也忍不住擊節稱好，因為這是一個日本人站在客觀角度的一個觀點。在我看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這是正常的，每個人都會認為自己的觀點正確，這也是正常的，一個民族也常常如此。但是，其實也應當看看別人的觀點，從中找出合理的內核。如果根本不聽對立一方的意見，也許就會出偏差。更何況對立方往往不是鐵板一塊。
筱原常常對我描述他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小泉內閣有許多問題，安倍內閣表麵上有了改變，但實質沒有變。而中日兩國領導人在兩國關係方麵，都在不斷的失誤，比起老一代領導人來說，許多做法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他為中日兩國關係目前的狀況擔憂，尤其是看到日本街頭書店裏充斥著反華讀物，看到在日本，凡是主張中日友好的人士往往受到排斥，他總是憂心忡忡。
這就是筱原，一個普通的又很特別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