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的形式不出於音樂，不起於民間，它的產生和發展都主要在於詩人的創造。這種創造還伴隨著理論的探討。因此，本編的體例與上編略為不同：首章依時序梳理和評價關於新詩節奏形式的若幹理論和實踐；次兩章在前一章的基礎上分別論述格律體新詩和自由體新詩的節奏形式；末章論述新詩的節奏形式與韻的關係。
第一節 初創期的理論和實踐
一般的詩論把新詩的頭十年作為初創期。這裏說的“初創期”，則僅指以胡適為代表的幾位詩人最早的嚐試期，大約從一九一六年夏胡適在美國試驗白話舊體詩開始，到一九一九年十月他發表總結新詩初創期經驗的枟談新詩枠一文為止。茅盾枟論初期白話詩枠一文（ 1937 年） ，就把一九一九年以前胡適、劉半農、沈尹默、周作人、康白情等人作為初期白話詩的開路先鋒。
本書之所以把這段時間單獨列為一個時期，一方麵因為它是漢語古代詩歌形式演變為新詩形式的關鍵時期，具有承前啟後的過渡性質；另一方麵是因為此後的十年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從新詩節奏形式的發展看，也正好算作一個時期：先是自由詩形式的發展和中落，接著是格律詩形式的興起和衰退。
一 兩個來源
新詩的產生，是漢語詩歌形式演變史上最巨大的一次變革。與漢語古代各主要詩體的產生類似，新詩形式的產生也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古代詩歌形式，尤其是詞曲的形式，這是曆史的縱向的來源，作為新詩形式繼承與革新的對象；另一個來源卻不同，不是民間詩歌形式，而是外國詩尤其是英美詩形式，這是橫向的來源，作為新詩形式吸收與改造的對象。
新詩形式來源於古代詩詞形式，這不難理解。因為新詩形式不是無中生有地產生的，也不是從與古代詩歌形式無關的東西中產生出來的，而是通過對古代詩歌形式的反叛，即所謂“詩體大解放”而產生的。其實質隻能是對古代詩歌形式的一種繼承和革新，而不可能是與它完全決裂。這個道理，在新詩初創者那裏已經說得很明白。胡適在枟談新詩枠一文中說，新詩體的出現“是中國詩自然趨勢所必至的”。依他的看法，整個中國詩的進化過程中出現過四次詩體大解放：第一次是從枟詩經枠到枟楚辭枠，第二次是從枟楚辭枠到五七言詩，第三次是從五七言詩到詞曲，從詞曲到新詩便是“第四次詩體大解放”。這第四次大解放所不同的是，它不是逐漸實現、自然進化的，而是“加上了一種有意的鼓吹，使它於短時期內猝然實現，故表麵上有詩界革命的神氣”。可見，在胡適看來，新詩形式的出現雖然表現為一場革命，其實質仍然如其他詩體的出現一樣，是從原先的詩體中發展變化出來的。
這從新詩初期的理論和實踐也可以得到證明。當時新詩形式的核心理論，是胡適倡導的“自然音節”論。仔細考察這個理論的來源，便知道它主要是由古代詞曲的長短句形式比較近於語言的自然語調這一事實啟發出來的。這一點下小節將專門論述。從創作實踐看，胡適枟談新詩枠一文曾指出許多證據。他說當時的新詩人“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裏脫胎出來的”。他舉枟人力車夫枠一詩來說明“沈尹默君初作新詩是從古樂府化出來的”；又舉枟鴿子枠等詩來說明他自己的新詩“詞調很多”；還指出“新潮社的幾個新詩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從詞曲裏變化出來的，故他們初作的新詩都帶著詞和曲的意味和音節。此外各報所載的新詩，也很多帶著詞調的”。這些事實的確說明新詩形式是從古代樂府和詞曲形式變化出來的。其實，不單是長短句的詞曲形式，齊言的五七言詩形式也是新詩形式的一種來源。胡適沒有舉這方麵的例子，本節第三小節卻有具體的論證。不過，最早的新詩在形式上確實更多地帶有詞曲的痕跡。為什麼會這樣？原因要在建設新詩形式的理論主張中去找。那主張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廢棄文言而用白話；二是廢棄格律而求“自然音節”。所謂廢棄格律，是指廢棄舊平仄、舊韻和五七言整齊一律的句式，因為那些都不合於白話的自然語調。而詞曲長短參差的句式卻較接近自然的口語。那時的新詩人寫詩既然無現成的模式可以依傍，便有意識地模仿詞曲的長短句形式來寫白話新詩；或者本意要寫出自然的長短句白話新詩，卻不知不覺帶上了詞曲格調。後一種情況更普遍。於是古代詞曲形式便成了新詩形式的一個主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