爐霍這一帶到過紅軍，這個地方正好是紅軍翻過大雪山，進入水草地的中間站。這裏的藏民和喇嘛對紅軍有感情，當然這是經過戰鬥洗禮後得來的。這件事也是聽首長講的。那是1935年，紅軍翻過大雪山，蔣介石的追剿部隊也到了川康邊境。有個蔣介石任命的“西康宣慰使”，叫諾那的活佛正在道孚縣城活動。道孚各喇嘛寺住持和縣長齊集靈雀寺，誠惶誠恐聽從諾那關於紅軍是妖魔的宣傳。喇嘛們紛紛表示要舍身護寺。諾那拿出一批槍支彈藥發給道孚靈雀寺喇嘛。又帶著人馬逃往爐霍縣城布置“第二道防線”。紅軍先頭部隊開進道孚縣城，立即圍住靈雀寺，乘黑夜一舉奪取了碉堡，寺內喇嘛躲進廟裏不敢露頭。住持派出一支敢死隊，企圖奪回碉堡，被密集的火力擋回，又進行了幾次衝鋒，不過是白白送命，紅軍後續部隊源源不斷，將靈雀寺圍了個水泄不通，喇嘛住持隻好率眾而逃。諾那一行到達爐霍縣城，正逢壽靈寺舉辦宗教盛會，諾那乘機進行反動宣傳，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壽靈寺是爐霍最大的的喇嘛寺，位於縣城之南，依山而築，俯瞰縣城，牆院高深，地形險要。寺內喇嘛有一千多人。諾那眼看紅軍逼近，發給住持槍彈，自己匆忙逃竄，向甘孜進發，去建立第三道防線。各寺喇嘛在戰鬥中認識到紅軍是英雄，知道受了欺騙，他們在絨壩岔捉拿諾那送給紅軍。結果諾那還是受到了紅軍的優待。但他思想頑固，被紅軍禮送出境。 紅軍經過道孚、爐霍給藏民們留下極好的印象。築路大軍到了之後，藏民們夾道歡迎。藏族姑娘穿著鮮豔的民族服裝，載歌載舞，喇嘛寺的紅牆上都貼上了標語，歡迎我們進城宿營，老阿爸老阿媽還給我們獻上潔白的哈達。爐霍的民房大多為三層結構，底屋住牲口，中層住人，上層供佛像。樓梯由一根木頭鋸上幾道坎，直上直下。藏民們騰出房子讓我們住，但部隊仍然住帳篷。
春節過罷，我們赴爐霍架木橋。這是一項新的艱巨複雜的任務，所架木橋首先要把直徑30公分粗的圓木樁一排排地打進河床，上端放上冠材、鋪滿圓木，再鋪上十公分厚的木板。爾後用兩爪釘固定。載重可達十噸。橋形看似簡單，但在當時卻是一項尖端工程。築路指揮部往往以此衡量一個部隊的戰鬥力。
架橋用的工具仍然是鐵鍬十子鎬，鋼釺八磅大錘。隻是增加了繩索鋸條大板斧，打樁用的鐵夯。架橋難度最大的工序是伐木，運樹。木料運輸成了大問題。木料雖是就地取材，但就地不是就近。按藏族風俗，近山是神山，聖地，一棵樹一根草都不能動，部隊一到宿營地，就首先和當地土司、頭人接觸，弄清哪裏是神山，哪裏是聖地。為尊重民族風俗習慣，部隊做飯燒柴，建工棚，架橋都要翻山越嶺到較遠的地方去伐樹。全團三個營，一個營架一座橋，伐木地點近的七八公裏，我們三營最遠要到十多公裏外去伐。戰士們手拿利斧，象樵夫一樣，跋涉在茂密叢林中，樹伐倒之後，指戰員們拚著力氣肩扛手推、人拖。遇坡爬坡，遇泥趟泥，在山溝裏亂石堆裏歪歪斜斜地走，人們一身水，一身泥，手上腳上，肩上不知磨出多少次泡，流過多少次血，身上穿的棉衣麵子幾乎全部綻開。一團團一塊塊棉絮露在外麵。棉襖扣子磨掉了，就在腰間用草繩紮住，腳上的鞋子齜牙咧嘴，沒一塊完整的地方，但誰也不在乎這些。扛運木料的強度比穿山鑿石還要大，因而病員增多。但蒙頭睡大覺沒有。就是到了病痛站不起來了也不願下工地。大家都清楚，自己躺下來就給另外的同誌增加了工作量，因此誰也不忍心這麼做。
曆時兩個半月，三座各長50米的木橋終於建成。我們連早開工，全團在我連工地開的動員大會。所架的橋取名叫“學習，有座橋取名叫”加油“，因為團裏在這個工地上開的現場會；另一座橋取名叫”努力“，因為這座受到軍指揮部的表揚，意在不僅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還要繼續努力。這三座橋的名字是我終生難忘的，它凝聚著我們全體戰友的心血和汗水，寄托著我們青春時代對革命理想的追求，它代表著我們那個時代的精神。為了慶祝架橋的勝利，全團官兵列隊在橋上幾個來回，然後唱著”向前，向前……“奔向新的築路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