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當時的美國，不願意將丘吉爾的“鐵幕”演講當真，他們不希望戰爭。直到一年以後，杜魯門才徹底下定決心，要遏製“共產主義的擴張”。因為那時，西方陣營和蘇聯在柏林和捷克斯洛伐克都發生了激烈的交鋒。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新的世界格局已見分曉，大英帝國風光不再，淪為二流強國。美國取代英國，轉而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力主在全世界發號施令。
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而且在世界範圍內也隻有它有實力向美國叫板。盡管美英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是一致對敵的盟友，但隨著戰爭的結束，由於彼此間利益的衝突，它們之間的摩擦不斷升溫。
在東歐、中東、希臘、土耳其等地，美國、英國和蘇聯更是爭鬥得異常激烈。
美國在戰後世界新格局中的一舉一動總是受到另一強國蘇聯的製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也在形成之中。因而，美國政府正在製定著如何對付蘇聯的決策。
此時英國唯有希望爭取美國，尋求美國輿論的支持，重建歐洲均勢。
事實上，從某種角度來看，丘吉爾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一切以國家的利益為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國家的利益積極聯共聯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時局改變了，他又出於自己國家的利益，態度轉了180度。
無論如何，鐵幕演說發表後一年，冷戰真的開始了。丘吉爾再次向人們展現了自己無與倫比的預見能力。再度出任首相
丘吉爾年事已高，他的許多朋友都曾勸他退出政治舞台，專心致誌地撰寫醞釀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但丘吉爾沒有接受這個勸告，仍然活躍在他熱衷的政治舞台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興起了聯合的思潮，歐洲統一運動蓬勃發展。經過丘吉爾、雷諾等著名人士的努力，1948年5月在海牙召開了歐洲統一運動首屆大會。
英國、法國、荷蘭等十國政府於1949年5月5日成立了“歐洲委員會”。不久希臘、土耳其、聯邦德國、冰島、奧地利、塞浦路斯、瑞士、馬耳他等國也先後加入這個組織。
歐洲委員會的總部設在斯特拉斯堡，核心機構是一個由各國外長組成的部長委員會和一個由各國議會代表組成的協商議會，日常工作由常設秘書處負責處理。該委員會以歐洲的統一為目標進行了許多活動，特別是在促進各國議會間的合作作出了貢獻。
8月，丘吉爾作為以赫伯特·莫裏森為首的英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在斯特拉斯堡召開的歐洲委員會谘詢會議。
在社會活動之餘，丘吉爾除畫了許多寫生、養了幾匹賽馬之外，把主要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了撰寫六卷本、長達數百萬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他利用了許多官方文件和他與羅斯福、斯大林之間的私人通信及來往電報，經過思考梳理之後口述出來，由秘書整理成文字。
1950年1月11日，艾德禮宣布2月3日解散議會，2月23日舉行大選。
丘吉爾聞訊，馬上從馬德拉度假地飛回倫敦。大選結果仍然是工黨占多數，但與保守黨之間的差距被大大縮小了。在這種情況下，通常很快會再舉行一次選舉。
1951年9月，英王在做肺癌手術之前，敦促艾德禮秋季舉行選舉，以保持政治上的穩定。艾德禮宣布10月4日解散議會，25日舉行大選。
大選揭曉後，保守黨獲321席，工黨295席。丘吉爾在伍德福德選區再次當選。艾德禮到白金漢宮辭職之後的幾分鍾內，丘吉爾被國王召見，奉命組閣。
丘吉爾任命艾登為外交大臣，巴特勒為財政大臣，利特爾頓為殖民地事務大臣，戴維·馬克斯韋爾·法伊夫為內政大臣，蒙克頓為勞工大臣，伍爾頓為樞密院長，索爾茲珀尼為掌璽大臣，伊斯梅為聯邦事務大臣。國防大臣暫由丘吉爾兼任，等到亞曆山大元帥從加拿大總督任滿歸國後再由他擔任。
1952年初，丘吉爾赴美與杜魯門會晤，商討加強英美合作問題。他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時，再一次強調了英語民族的團結這一主題。
英國《泰晤士報》報道丘吉爾訪美時說：
反應敏捷、消息靈通、思想豐富、語言生動，而且詼諧機智一如既往。
1953年6月18日，丘吉爾開始主持內閣會議。10月初在於馬蓋特召開的保守黨大會上發表演講，獲得很大成功。此前因他生病，人們已經在議論他的辭職和保守黨更換領導人的問題。他就此談到自己的看法：
以我之高齡，現在仍身居高位，肩負重任，這絕非因我貪戀權勢或官職，這兩者我已足矣。我之所以繼續留任，是因為我有一種感覺，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對已經發生的事情施以某種影響，尤其對我所最關心的問題，即建立可靠和持久的和平。
1954年初，丘吉爾為了實現“和平締造者”的理想，曾試圖會見蘇聯領導人，但馬林克夫於1955年2月下台，丘吉爾的蘇聯之行也就不再提起了。
3月，他對巴特勒說：“我感覺自己像一隻正要結束飛行的飛機。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將耗盡，可我還在尋找安全降落的地點。”他已準備讓艾登接他的班。
11月30日是丘吉爾的80歲華誕，除了家裏按慣例為他舉行了慶祝聚會外，議會兩院也在威斯米思特大廳為他舉行了特別祝壽會。各黨議員送給他不少禮物，還有兩塊直徑3英尺的大蛋糕。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丘吉爾是英國曆史上著名的首相，他的一生中創造了許多奇跡。他在瑞典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崇拜者不在少數。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有幾個瑞典人推薦他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幾年，他一再被提名，推薦他的幾乎全都是瑞典的作家和曆史學家。這些人當中有幾位是學院的院士，他們認為，在20世紀中葉，丘吉爾的名字比任何人都要響亮。盡管如此，受諾貝爾評選委員會之托，撰寫研究報告的學院院士還是用“細密的篩子”把丘吉爾“篩”掉了。
1946年，第一篇研究丘吉爾作品的報告，由年高德勳的學院前常任秘書霍爾斯陶穆執筆。這份報告認為，丘吉爾寫的《薩夫洛拉》和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著作《世界危機》並不是好作品，更不能算是文學作品。
1948年，瑞典文學院的安倫教授在他撰寫的第二份報告中，反駁了霍爾斯陶穆的觀點。安倫強調，丘吉爾寫的《世界危機》具有重大的文學價值。在安倫眼中，丘吉爾是描述曆史的一個無與倫比的“畫家”。
不過，他在結論中說，單靠丘吉爾的曆史著作還不足以證明他具備獲獎資格。如果用他在演講方麵的成就來強化他的文學地位，丘吉爾則無疑是夠資格獲獎的。
雖然這份報告對丘吉爾極為有利，可是文學院又拖了五年，才對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呼籲讓步。
在選擇諾貝爾獎得主時，瑞典文學院有時會作出令人吃驚的決定。大家都認為，瑞典文學院一直嚴守一項不成文的規定：不頒獎給任何在角逐諾貝爾獎期間在其本國政府裏擔任職務的作家。而丘吉爾已於1951年再度出任英國首相。
這次，由於學院裏幾個重量級人物的堅持以及輿論的呼籲，瑞典文學院終於決定不考慮這個禁忌。《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其最後一卷於1953年問世，或許瑞典文學院決定要等這本回憶錄完全告一段落才肯頒獎給他。果然，在頒獎典禮上，委員會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列為獲獎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