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妮，把最近兩個月的東南亞股市彙市的資料彙總給我。”約翰杜爾給自己的助理布置了一項任務。
良久，約翰杜爾摘下眼鏡，“情況確實不太對，泰指的走勢明顯有莊家建倉，最近美元加息，如果這時候有人大筆賣出泰銖空單，同時在現貨、股市狙擊，泰國央行目前不到三百億美元的外彙儲備，確實無法應付。”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幕後黑手也有摩根史丹利一份，但摩根史丹利太大了，部門眾多，相互之間的了解都不一定比他們的客戶對他們的了解更多。
而且這種事情也不可能是霍華德赫爾博格這種中層能夠知道的，霍華德仍然有些將信將疑。
霍華德質疑道：“我們是不是太敏感了？如果我們把亞馬遜的IP時間提前到三月，就要在二月底之前通過紐交所的注冊審核，時間太緊迫了。即使東南亞真的出現彙市動蕩，對美國股市的衝擊也隻能是暫時的。”
約翰杜爾搖頭道：“霍華德，任何一場金融風暴，影響都會極為深遠，更不是短期之內就能平息的，也許它對美國股市的衝擊隻是暫時，但如果我們正好趕上這一次，就又要浪費一到兩年的時間才能重啟IP。”
“亞馬遜所從事的是一個資本密集型的行業，如果不能夠盡快把資金壓力向二級市場傳導，到今年下半年，就需要對亞馬遜進行輪和D輪的融資，我們不想冒這種風險。”
霍華德仍舊爭辯道：“可是。。。”
約翰杜爾站起身來：“沒什麼可是，霍華德，你要明白，摩根隻是我們的承銷商，而且不是唯一的承銷商，如果你們不想做這單生意，會有很多人願意做。”
約翰杜爾明白，霍華德之所以爭論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原因很簡單——嫌麻煩。
這就是所謂的大企業病和職業經理人製的弊端了。
九十年代，正是職業經理人製被商界極度迷信的階段，不隻是華夏，美國也是如此。
傑克韋爾奇、郭士納、喬治大衛，甚至包括華夏的張瑞米、劉傳之，這寫閃閃發光的名字都代表了職業經理人所能達到的極限。
於是在整個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職業經理人製幾乎代表了絕對的政治正確。
有很多專家都認為，這是最完美的管理製度，華夏的民營企業之所以做不過外企，就是因為難以實現從家族企業向職業經理人製的轉換。
但實際上，職業經理人製同樣尤其弊端，甚至這種弊端會讓一家公司慢性死亡。
無論給一個職業經理人什麼樣的頭銜，哪怕是E、總裁，也改變不了職業經理人注重眼前利益勝過長遠利益、注重個人利益勝過企業利益、注重量化指標勝過戰略布局的本質。
有極少數能夠做到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相平衡的職業經理人，這些人就是上麵提過的那些名字。
而更多的，則是唐軍，是陳瀟，是平井一夫，是埃洛普。
霍華德不願推遲亞馬遜的IP時間，是因為這對他的KPI有影響，影響到他在摩根史丹利的業績。
而不願提前，也隻是因為嫌麻煩，提前了，對他的KPI沒有促進作用，幹嘛要自找麻煩？提前兩個月，你知道我們要多做多少事嗎？
這就是霍華德的真實想法。
約翰杜爾作為KPB的合夥人，一眼就看穿了霍華德的心思。
霍華德略有不甘，“好吧，我們隻是提出我們的建議，但在這件事情上，亞馬遜才是真正的主體，如果他們提出改變IP時間重新測算發行價格的要求，我們會做出相應的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