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時期軍旅文學的開路人，徐懷中在軍旅文學批評上的貢獻值得我們關注。早在20世紀中葉，徐懷中因為《我們播種愛情》、《無情的情人》等遭到了嚴厲的批判，“打棍子、戴帽子”的簡單粗暴的文學批評讓這位作家深知健康的文學評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4年，徐懷中組建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邀請全國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來授課指導，並熱情為學員的作品進行鼓與呼，先後為李存葆、莫言的《山中，那十九座墳塋》、《透明的紅蘿卜》召開了研討會。在開學伊始的座談會上，他發現朱向前的發言很具有思辨性與邏輯性，鼓勵其整理成文，並推薦到《文學評論》發表，這對於朱向前從此走上理論批評之路可以說至關重要。從軍藝調到總政文化部擔任領導後，他更是文學批評的熱心推動者，先後多次就軍旅文學的現象與突出的作品組織研討，有規模和影響的是1985年他在《昆侖》雜誌社所組織的“書庫：軍旅文學論壇”，邀請首都活躍的青年批評家、作家暢所欲言。他早就提出了文學創作與批評應該是兩個輪子一起轉動的觀點，最早最積極地肯定新時期軍旅文學理論批評的重大作用，將其和軍旅文學創作並稱為“兩個輪子”，直到90年代還為此寫下專文作為鼓勵和紀念；他先後為數十位軍旅作家、評論家的作品撰寫序言，每一篇都是言之有物的精彩評論文章。《雖然曆史是一麵鏡子——讀<；山中，那十九座墳塋>；》（《文學評論》1985年第2期）係其對李存葆中篇小說《山中，那十九座墳塋》的評論，洋溢著對於軍旅文學新人熱情的鼓勵與欣賞，文章分析了小說在審美上具有氣勢美和悲壯美的成功之處，同時還指出小說在創作中存在的過於強調戲劇化結構衝突而有造作之嫌的創作缺憾。《無須等待托爾斯泰——關於戰爭文學的自言自語》（《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4期）更是激勵人心之作，在文壇影響甚廣，他指出軍事文學創作應該放開束縛，生活體驗有直接經驗也有間接的經驗，軍事文學創作通過間接的生活體驗也可以完成優秀的作品；同時還指出軍事文學創作要脫離原有的戰場和營區的具象描寫，要“善於在並非永恒的軍人生活中發現永恒的因素，力求有限的篇章具有無限的生命力。”
石言長期從事軍旅文學的創作，短篇小說《柳堡的故事》等作品影響廣泛，鮮為人知的是他為數不多的評論文章對軍旅文學的發展同樣提出了獨到見解。《“中子星”——關於發展和深化中國軍事文學創作的對話》（《解放軍文藝》1986年第9期）就是其代表作，這篇文章采用自問自答的形式來揭示軍旅文學創作中的幾個疑問，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應用性，更重要的是這篇文章具有的理論探尋和橫貫中西的學術胸懷。該文想像力豐富，在批評的方式上很有創新思想，采用對話形式就戰爭本質等問題進行了有意義的闡發，並提出了許多具有創見的觀點，例如在針對中國人好戰的說法時指出，“勝利、進步、翻身、解放！我重複一下我的觀點：戰爭是一種勞動，革命戰爭更是一種崇高的勞動。這是一種流血的、代價極高的勞動，一種高強度的、要求參戰者在各方麵都發揮到極致的勞動。軍事勞動有的破壞極大，有的在破壞之後成果極大。中國的革命戰爭為人民贏得了一個新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人民的新中國！為這樣的戰爭做出了犧牲和貢獻的人怎能不自豪！享受到勝利成果的人怎能不歡唱！”在談到關於中國作家耍創作出具有史詩風範的軍事文學作品時，作者指出必須將革命真正與人的命運有機地結合起來才可能誕生史詩性的軍事文學巨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