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答吳泰昌問(1 / 3)

問:請談談生養您的環境和經曆,是否有效地促使您成為一名作家,並在您的創作上留下怎樣的印記?

答:你從我寫的自傳和一些回憶散文中,可以知道,我的家庭,我的少年經曆,都是很平凡的。有一段時間,雖也有誌於文學,但所得實在有限,不足以糊口,所以知難而退,到鄉村教書去了。但是,從一九三七年的抗日開始,我經曆了我們國家不同尋常的時代,這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有幸當一名不太出色的戰士和作家。這一時代,在我微薄的作品收獲中,占了非常突出的地位。

問:“當我寫第一篇小說的時候”——這個題目您有興趣談談嗎?

答:我寫的第一篇小說,發表在保定育德中學的校刊《育德月報》上,時間大概是一九二九年。那確實是一篇小說,因為這個月刊的文藝編輯是我的國文老師謝采江先生,他對文體要求很嚴,記得一次他獎許我另一篇作文,我問他是否可以發表,他說月刊上隻登短篇小說,這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說的題目我忘記了,內容記得是寫一家盲人的不幸。我的作品,從同情和憐憫開始,這是值得自己紀念的。第二篇發表的是寫一個女戲子的小說,也是寫她的不幸的。

問:您在《文學和生恬的路》一文中說,偉大的作家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如果把人道主義從文學中抽掉,那文學就沒有什麼東西了。請您更詳細具體地說說文學與人道主義的關係,您理解的人道主義包含哪些具體內容,您是否認為有一種普遍的屬於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

答:所謂人性、人道,對於人類來說,應當是泛指的,是一種共性。人道主義,是一種廣泛的道德觀念,它是人類生活,人類文明,進化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人類,由於共同生活的必需,產生和發展它的道德、倫理觀念。這種觀念在現實生活中的長久實施,以及牢固地存在於人類頭腦之中,似乎可以形成一種有遺傳能力的“染色體”。即使是幼小的孩童,從他們對善惡的判斷和反應之中,可以看出這種觀念的先天性。人道觀念和其他道德觀念一樣,可以因後天的環境、教育,外界影響,得到豐富、加強,發揚光大;反之,也可以遭到破壞,減損,甚至消失。中國古代哲學家,從人類的進化和完善著眼,一貫把性善作為人的本性,肯定地提出。

事實是,決定人類道德觀念的,是人類的社會組織、經濟生活政治宗教、法製教育。經濟生活占其中主導地位。

經濟生活的破產,常常使道德淪喪。此外,異族統治、社會動亂、反動政治,也可以使道德低落。經濟生活的富裕,文化教育的提高,則可以提高人類的道德。當然,這隻是就其大體而言。道德之演進,如大江之行,回旋起伏,變化萬端,激濁揚清,終歸於進步。如異族統治,固使一部分人道德下降,但也激勵另一部分人,使之上升。

文學藝術,除去給人美的感受外,它們都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教育手段,即為了加強和發展人類的道德觀念而存在。

文學作品不隻反映現實,而是要改善人類的道德觀念,發揚一種理想,所以說,凡是偉大的作家,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例如《紅樓夢》,就是一部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品。它的主題,就是批判人性、解放人性,發揚人性之美。詳見我寫的《紅樓夢雜說》。

問:文學與自傳的關係曆來看法不一,很想聽聽您的意見?

答:當然,有很多文學作品,含有作者自傳的性質,但不能說,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傳。作家創作方法的不同,也能區別自傳成分的多寡。

我的作品單薄,自傳的成分多。

問:孫犁派(或叫荷花澱派)是公認的我國當代文學園地裏一個有影響、有成就的文學流派,河北、天津一帶許多作者的創作受您的影響,有意學習甚至模仿您的風格,但成功的似乎不多,這是為什麼?請您順此談談風格流派形成的要素與學習、創新等問題。

答:記者同誌,你知道,我不會狂妄到,以我那麼淺薄的作品,這麼一點點成就,就大言幣慚地承認有了一個什麼派。我一貫是反對“派性”的,當然這足學術。一些熱情的同行們,願意活躍一下學術空氣,願意愛好相同的同誌們聚在一起熱鬧熱鬧。確實,我們冷清了很多年,也應該熱鬧熱鬧了。

同誌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則極力製止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