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賈平凹同誌，並不認識。我讀過他寫的幾篇散文，因為喜愛，發表了一些意見。現在，百花文藝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散文集了，賈平凹來了兩封信，要我為這本集於寫篇序言。我原想把我發表過的文章，作為代序的，看來出版社和他本人，都願意我再寫一篇新的。那就寫一篇新的吧。
其實，也沒有什麼新鮮意思了。從文章上看（對於一個作家，主要是從文章上看），這位青年作家，是一位誠篤的人，是一位勤勤懇懇的人。他的產量很高，簡直使我驚異。
我認為，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學事業上來了。他已經有了成績，有了公認的生產成果。但我在他的發言中或者通信中，並沒有聽到過他自我滿足的話，更沒有聽到過他誹謗他人的話。他沒有否定過前人，也沒有輕視過同輩。他沒有對中國文學的傳統，特別是“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發表過似是而非的或不自量力的評論。他沒有在放洋十天半月之後，就侈談英國文學如何、法國文學又如何，或者東洋人怎樣說、西洋人又怎樣說。在他的身旁，好像也沒有一幫人或一夥人，互相吹捧，輪流坐轎。他像是在一塊不大的園田裏，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細雨蒙蒙之中，頭戴鬥笠，隻身一人，彎腰操作，耕耘不已的青年農民。
賈平凹是有根據地，有生活基礎的。是有恒產，也有恒心的，他不靠改編中國的文章，也不靠改編外國的文章。
他是一邊學習、借鑒，一邊進行嚐試創作的。他的播種，有時僅僅是一種試驗，可望豐收，也可遭歉收。可以金黃一片，也可以良莠不齊。但是，他在自己的耕地上，廣取博采，仍然是勤勤懇懇、毫無怨言，不失信心地耕作著。在自己開辟的道路上，穩步前進。
我是喜歡這樣的文章和這樣的作家的。所謂文壇，是建築在社會之上的，社會有多麼複雜，文壇也會有多麼複雜。有各色人等，有各種文章。作家被人稱做才子並不難，難的是在才子之後，不要附加任何聽起來使人不快的名詞。
中國的散文作家，我所喜歡的，先秦有莊子、韓非子，漢有司馬遷，晉有嵇康，唐有柳宗元，宋有歐陽修。這些作家，文章所以好，我以為不隻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對於文章，作家的情操，決定其高下。悲憤的也好，抑鬱的也好，超脫的也好，閑適的也好。凡是好的散文，都會給人以高尚情操的陶冶。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表麵看來是超脫的，但細讀起來，是深沉的，博大的，可以開獷，也可以感奮的。
閑適的散文，也有真假高下之分。“五四”以後，周作人的散文，號稱閑適，其實是不盡然的。他這種閑適，已經與魏晉南北朝的閑適不同。很難想象，一個能寫閑適文章的人，在實際行動，又能一心情願地去和入侵的敵人合作，甚車與敵人的特務們周旋他的閑適超脫，是虛偽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裏，就出現了那些無聊的、煩絮的、甚至猥褻抄襲的東西。他的這些散文，就情操來說，既不能追蹤張岱，也不能望背沈複。甚至比袁枚、李漁還要差一些吧。
情操就是對時代獻身的感情，是對個人意識的克製，是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是一種淨化的向上的力量。它不是天生的心理狀態，是人生實踐、道德修養的結果。
淺薄輕佻，見利而動，見勢而趨的人，是談不上什麼情操的。他們寫的散文，無論怎樣修飾，如何裝點，也終歸是沒有價值的。
我不敢說閱人多矣，更不敢說閱文多矣。就僅有的一點經驗來說，文藝之途正如人生之途，過早的金榜、駿馬、高官、高樓，過多的花紅熱鬧，鼓噪喧騰，並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經受得清苦和寂寞，經受得汙蔑和淩辱。要之，在這條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熱也能處得，風裏也來得，雨裏也去得。在曆史上，到頭來退卻的，或者說是銷聲斂跡的，常常不是堅定的戰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醜。
一九八二年六月五日晨起改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