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考古發現百科3
猴首、牛首、虎首回故國
1860年，英法侵略者對馳名中外的藝術典範圓明園進行野蠻劫掠和焚燒，不計其數的珍貴文物精品從此流落到世界各地，成為中國人心中永遠的傷痛。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慘痛的劫難之一。圓明園的文物被劫掠後的百餘年來，中國人民一直非常關注著國寶的下落，企盼它們終有一天能夠重回祖國的懷抱。雖然多年的辛苦追尋成果甚微，圓明園的文物大多“秘不示人”，但總有一點“蛛絲馬跡”出現，時常點起國人希望的火種。
2000年4月，香港傳來消息，香港嘉士德和蘇富比兩拍賣行分別將於4月30日和5月2日拍賣1860年被英法聯軍掠走的四件圓明園珍貴文物。消息一出，在社會各界引起軒然大波，人們都在密切關注國寶又將流向何方。
國家文物局獲悉後，立刻正式致函有關方麵，要求拍賣行立即停止拍賣圓明園文物，嚴正指出：這四件國寶是“戰爭期間被掠奪的文物”。根據現代國際法的原則：任何因戰爭原因而被掠奪或丟失的文物都應歸還，沒有任何時間限製。1996年中國政府簽署了《國際統一司法協會關於文物返還的公約》，鄭重聲明中國保留對曆史上被非法掠奪文物追索的權利。這乃國家和民族權益之所在。
然而，兩家拍賣行置中國政府嚴正聲明於不顧，依然照常按期進行拍賣活動。國人被激怒了，人們紛紛要求尊重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抗議拍賣戰爭贓物。香港市民反映最為強烈，輿論普遍認為，這些文物見證了中國屈辱的曆史，拍賣行的行為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尊嚴，他們對拍賣行執意拍賣國寶表示憤慨，舉行抗議活動，並要求特區政府做出果斷決定，通過司法程序收回有關文物。法律界人士指出：按照有關國際法原則，隻要在拍賣前能出示合理憑證，證明文物屬中國財產，是可以阻止拍賣的。
4月30日，在多方努力均無效的情況下，拍賣會如期舉行，海內外都拭目以待拍賣會的結果。下午，猴頭銅像和牛頭銅像出現在眾人麵前。猴首開價200萬港元，拍賣場內競爭氣氛熱烈，現場一位留著平頭的男士格外引人注目，他似乎對台麵上的物品極為熱心，誌在必得，不斷與其他買家競價，每次都加價20萬或30萬港元，豪氣吸引全場。後來人們才知道，他是來自中國北京代表保利集團的易蘇昊。
由於叫價聲此起彼落，以雙語報價的拍賣官幾乎忙不過來。價碼超過400萬港元後，其他買家紛紛敗退下來，隻剩易蘇昊和一名身穿灰色套裝的女子相持不下。該女子由一位神秘買家通過電話遙控出價，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直到第25次出價時，易蘇昊叫價740萬港元（包括傭金約818萬港元），對手才知難而退，不再叫價。在短短兩分鍾的時間裏，這件猴首價錢竟漲了三倍多。
稍後，牛首銅像也以200萬元起價，但這回戰況改變，其他買家大多在旁觀戰，由易蘇昊與透過電話出價的“神秘客”單打獨鬥，雙方出價都又急又快，一分鍾內叫價數次，最後再度由保利集團以700萬元得手。會後，易蘇昊表示，參與競投主要是因為這兩件東西關乎中國人民的情結，使中國人想起了傷心往事，競投國寶也是不希望國寶外流。
5月2日，繼嘉士德拍賣行無視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警告和抗議拍賣兩件國寶後，蘇富比拍賣行又拍賣了另兩件圓明園文物：銅虎首和乾隆描粉彩鏤雕六方套瓶。結果同樣又都被北京的買家投得。由於前次競投，各界目睹了中國人勢在必得的情緒，因此這隨後的拍賣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保利集團此時已充分預料到下麵的拍賣價一定會抬得很高，但仍作出不惜一切代價收回國寶的決定，中間退出已不在考慮之內，“這已不是錢的問題，而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尊嚴。”
下午2點20分開始拍賣六方套瓶，開價420萬。爭持的對手隻集中在兩個人身上，其中一名是操北京話的中年男子，另一名是通過電話操英語的外國人，每口叫價基本上是50萬跳一級，僅用了6分鍾即以1900萬元成交（包括傭金共2100萬元）。最後的買家是代表北京市文物公司的劉岩。他說，能夠投得這件國寶，並將其帶回國，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另一件國寶銅虎首拍賣底價為300萬港元，七、八分鍾內有三人爭持叫價37次，最後以1400萬元成交，加上傭金總計1544萬。買家仍是保利集團的易蘇昊。
易蘇昊在拍賣會後表示，所有這些文物一定要拿回去給我們的子孫後代，讓他們毋忘國恥。他說，事先並無打算競投國寶，皆因受到場外香港市民對拍賣事件憤慨的抗議所感動，繼而激發起民族感情，遂決定競投。他直言：“我們不買，誰買！我們不拿回去，誰拿回去！”
長沙走馬樓簡牘
1996年，湖南省平和堂商貿大廈在長沙市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南側走馬樓一帶的區域內開展了較大規模的建設工程，長沙市文物工作隊聞訊獲準於當年6月份開始介入該地區約1萬多平方米範圍建築工地內地下文物的保護監控和搶救發掘工作。從6月至10月中旬，考古工作者先後搶救發掘出約20多口古代井窖和共存文物。
10月17日，考古工作者在施工場的南部又發現了四口古井。當日上午8點30分左右，一位隊員正在仔細觀察前夜施工場地一台挖掘機附近散落的幾堆黑色淤泥，當他用手上的小木棍輕輕地撥開淤泥時，沒想到卻撥出了一塊長約20厘米的木板，拿起木板，揩去淤泥，木板上浮現出若隱若現的墨跡，經過小心的用水清洗，發現墨跡原來就是書寫在上麵的墨書文字遺跡，墨書文字的意外發現令當事人頓時驚喜不已。在第一塊墨書文字木板遺物發現之後，不久考古隊員又發現了第二塊、第三塊……和更多的墨書文字竹、木板（這些墨書文字竹、木板後經確認均為竹簡、木牘）。之後，考古隊員又順著散落的淤泥和撿拾竹、木板的痕跡在施工場地的東南側，追尋到了出土這些墨書文字竹、木板的一口古井遺跡。但其井坑的上層已被夜間施工的挖掘機的反鏟掀開了半邊，現存古井的井坑內積滿了水，水下是黑黑的淤泥。而值得慶幸的是從被破壞的井中殘存裸露的黑泥地層斷麵上，還明顯暴露出隱約可辨的竹、木板層疊的重要現象。
古井遭破壞，考古隊員利用現有條件實施了現場緊急保護措施，同時迅速上報有關部門。有關領導經過對竹木簡牘出土現場的進一步勘查，及時研究製定了對這口古井出土文物的應急搶救保護方案：①組織人力對工地殘留的有關黑色淤泥土進行收集裝袋，保護出土現場，責令建設單位停止施工，並對古井實施科學發掘；②組織人力沿著清淤運渣卡車行駛的路線，尋找收集散落在路上以及卸渣場中所有可能含有竹木簡版的淤泥。經過嚴格、艱苦的發掘工作，終於使一大批因商業建設行為險遭滅頂之災的珍貴曆史簡牘文物得到了及時的搶救保護，使其損失獲得了最大限度的挽回。
這一古井中共出土了約10萬枚孫吳時期簡牘。並以此碩果榮膺1996年度“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的稱號。
三國時代戰亂紛紜，文獻史料也因此多有散佚，傳世者罕見。長沙走馬樓簡牘的出土恰恰彌補了這方麵的不足。其年代性質屬三國時期吳長沙郡府、臨湘縣及臨湘侯國的文書，且數量大都保存較好，記述翔實，內容豐富多彩，文字包括賦稅、戶籍、司法、錢糧出入、軍民屯田、往來書信等等重要內容，範圍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等重要領域，加上簡牘出土具有地點集中，政區、時代相同等等特點，所以其史料價值極高，對深入研究和準確複原三世紀的長沙郡或吳國的曆史乃至我國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999年10月經過考古專家們的整理與編排，《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另》上、下卷正式出版問世。借此契機，學術界對這批簡犢的考證及其與吳國賦稅、職官、倉廩製度、戶籍管理等等社會製度的研討也在不斷升溫和深化。
除其補史、證史的重要價值外，長沙走馬樓簡牘另一重要價值是為我國書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形象生動的珍貴資料。由於傳世和考古發現的三國書跡數量都非常少，而走馬樓簡牘不僅數量巨大而且書體有楷書、隸書、章書、行書、草書等。盡管其書寫皆出自中下層官曹、吏卒之手，與鍾繇等名家的書法有天壤之別，但它們卻代表了這一時期民間流行的書寫風格和水平，與傳世的三國碑刻和後世臨摹的書法相比，其更具大眾性和時代性。尤其是楷書，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恰為從鍾繇《薦季直表》到王羲之所臨鍾繇的《宣示表》的中間成長時期，可以作為論證中國書法史上楷書從創立到完全成熟的過程相當有利且直接的旁證。
長沙城自古流傳著一首工整巧妙的街名對聯；“東牌樓，西牌樓，紅牌樓，木牌樓，東西紅木四牌樓，樓前走馬；南正街，北正街，縣正街，府正街，南北縣府都正街，街上登龍”。其中的“樓前走馬”是指明代吉王（朱見浚）府的附屬建築走馬樓，位於今長沙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南側走馬樓街一帶。古井窖群的陸續發現和孫吳簡牘的大量出土，給那裏帶來了巨大的聲譽。最主要的是，約13萬三國孫吳簡牘的驚人發現，創下了20世紀中國考古簡牘發現的最偉大的世紀記錄。
《永樂大典》的慘重流散
《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空前絕後的一部百科全書。全書共22937卷，11095冊，總字數約37億。
明永樂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告訴翰林學士解縉：“天下古今事物，效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欲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而統之以韻，以便考索……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編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到了第二年11月，書成，名為“文獻大成”。但朱棣還覺得不滿足，又命姚廣孝、解縉等開館於文淵閣，召集中外官員及四方宿學老儒充當纂修，命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生員繕寫，並叫光祿寺供給酒饌。當時參加的人數，據說在3000人左右。
永樂六年冬，書成，取名《永樂大典》。在這部書之前，我國曆史上已編纂了不少類書。然而，卷帙最多的不過1000多卷。三國六朝時，魏纓襲等編纂《皇覽》680卷，梁有劉孝標的《類苑》120卷，北齊有祖艇等的《修文殿禦覽》360卷；唐代有魏徵等的《文思博要》1200卷，許敬宗《瑤山五彩》500卷，歐陽詢《藝文類聚》100卷，虞世南的《北堂書鈔》160卷，張昌宗等《三教珠英》1300卷；宋代有李防《太平禦覽》1000卷，王欽若《冊府元龜》1000卷，晏殊的《類要》77卷。
就現存的《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禦覽》、《冊府元龜》諸書看來，他們都是分類抄輯的群書。《永樂大典》依韻目的次序編纂起來，一字不改進行抄錄，也是空前未有的體裁。《永樂大典》的這種體例，原來是依據元朝陰時夫的《韻府群玉》和宋錢諷的《回溪史韻》的體裁而編的。他們把每個字依照“韻目”的次序編纂，但篇幅卻都很小。《回溪史韻》已散失，僅見殘本；《韻府群玉》則隻有20卷。《永樂大典》卻將其擴大了1000多倍。
也正因為這種特殊的體裁，無數宋元人的詩文和古代的方誌、醫書、雜書以及宋、元、明人的小說、戲曲等等，被大量保存、收錄在內。當時所依據的主要是文淵閣的藏書。但就今日所傳的《文淵閣書目》看，有許多書是超出《書目》之外的，特別是關於小說、戲曲等書。編者們並沒有“正統派”的文學觀念，眼光相當闊大，見解十分“通俗”，也因此而留下了許多最可寶貴的民間文學作品。吉本《西遊記》的一段《魏徵夢斬徑河龍》被收錄在“夢”字內；最早的平話《薛仁貴征遼》全部被收錄在“遼”字內。假如《永樂大典》全部保存到現在的話，國人將能對中國古代文學史有更深的刻全麵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