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時也在農村“大煉鋼鐵”，有一次因公回北京見到了她，說起這些煉焦土爐，倒覺忽然找到了業務上的共同語言。本來她的業務和我的業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是這時這種把文學家向科學“提高”，又把科學家向文學幻想“降低”的辦法，使我們奇怪地變成了同行。為了“農業大放衛星”，我還曾寫信向四妹求援，她也曾認真地幫我找了幾本農業科學的參考書寄來，告訴我應當看哪幾節。但是，最後當然是一點用也沒有，因為我們放的那種“衛星”，任何書上也不會有。她自己跑了一陣之後，在“大躍進”的運動中又叫她參加編寫什麼《中國煉焦史》，也算“衛星”。她於是忽然又投入了古書，把自己原來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全放棄了。到這時，機關支部又曾要發展她入黨。人家是好意，覺得她積極，她這時卻感到自己實在“跟不上黨的步伐”，不敢進入黨的行列了。
這以後，緊接著是三年困難時期來到。在最困難的年代又決定把她下放到農村去“勞動鍛煉”，當社員，她仍然毫不躊躇，把獨生的小男孩放在我們的娘家，自己下了鄉。那是1959年。農村食堂還在作為“社會主義道路的標誌”，硬維持著。可是糧食都在前一年糟踏掉了，煤炭也浪費完了，食堂簡直已經開不出飯來。她就在這樣的農村公社裏“鍛煉”了一年，而且還當上了“五好社員”。在回北京之後有一次見到，我們互談下放經曆，我說起五八年我們那裏下放幹部因拔了人家的鍋，招致農民不滿的事。她可說，她那裏的農民特別喜歡下放幹部，食堂開飯的時候都要下放幹部掌勺。因為下放幹部最公平，不會因為親疏厚薄而給這個多打飯，叫那個餓著。不夠了常常寧可自己少吃一口。我聽得出來，她說的這大概首先就包括她自己，她下鄉去給農民分飯去了！
當了這樣的“五好社員”回來，她從此可就染上了慢性腎盂腎炎一一最後致命的病了。
但是，即使這樣，她回來仍然竭盡全力又在她的實驗室裏，一天到晚不出來，她那個實驗室裏常用氰化鉀（劇毒），因此，不允許研究人員在室內喝水，要喝水或要出門小便都必須換鞋換衣。喝水要去飲水室’。她為了避免麻煩、節省時間，幹脆就整半天不喝水也不小便，直到下班再說。一一當然，這對她的腎盂腎炎很不利。她有一個孩子，但幾乎沒有家務。起初，她把孩子擱在娘家，自己根本不做菜，以買罐頭代菜。有一次我到娘家，她款待我的就是半涼的窩頭外加罐頭果醬。因為發麵太麻煩，蒸窩頭簡單，她家基本就吃窩頭。到後來，母親和父親相繼去世，就把孩子領回，雇了一個保姆。她就把每月工資都交給這保姆。隨便人家給她開什麼飯她就吃什麼。甚至連她自己穿的衣服也委托這位保姆去代買代辦，給什麼穿什麼。見了我麵就讚揚這位保姆，說是靠了人家，自己才可能投入工作。他們夫妻倆都是高級工程師，收入不少，負擔又輕，倒不像現在這些中年知識分子受經濟困難和家務的威脅。她是沒工夫去管家務，就幹脆采取不管態度，她家的廚房收拾很幹淨，想必也因為食品簡單，沒有亂七八糟的砧板菜鍋等等物件堆放，她就經常以廚房兼作餐廳，甚至為避免幹擾，去廚房裏讀書。
但是，就是這樣，她也未能逃脫“文化大革命”那史無前例的厄運。他們的家被抄了，黃雲成了走資派兼特務，她是臭老九，反動學術權威。照片、日記、存款……一切都成為罪證，一掃而空。我的家因為也給抄了，一家人也隔離的隔離，下放的下放了，就有很長時間失去了聯係。後來我去幹校勞動，四妹曾親手做了一件的確涼襯衫和一條的確涼短褲寄給我。因為她知道我們那種每天四點鍾起來，還隻能歇大禮拜（即二周休息一天）的生活，實在連認真洗衣服的工夫也沒有。她說：“的確涼好洗一些。”她是從來不怎麼會做針線活、也沒做過成件衣服的。這身衣服做得可不好看，領子也開歪了。但我一直把我妹妹的這件試製品留著，在幹校勞動時舍不得穿，專門在進城時當禮服用。
直到我從幹校回到，北京，才再到她家去看。隻見原來的一套單元房（其實也隻兩間）被減為一間。她的兒子這時已經初中畢業，也隻好和父母同室。這夫婦兩個工程師用科學方法合理規劃這一間屋，把所有的床一字排開，沿牆擺成一長列，在父母與兒子的床中間夾一個櫃子，這半邊是睡眠區。對牆擺著書桌書架飯桌，也是一長列，這是工作與生活區。椅子則在兩區之間流動。黃雲再沒有事情可幹了，就跑到東單信托商店去，買回一些破舊的錄音機、洗衣機、舊冰箱……然後天天自己動手把所有破爛都修複，他說這叫家庭技術改革。四妹則鑽研起做菜來。曾有一次，她請我們夫婦和李伍同誌吃西餐（李伍就是他倆剛進解放區時，廣播台接待他們的同誌）。真沒想到，她竟做出了全份西餐：奶油菜湯、沙拉冷盆、煎肉餅炸雞排兩道熱菜，還有尾食品、牛奶咖啡。刀叉齊備、紙巾也有。她像煞有介事地嚴格按照西餐規格一樣一樣上菜。我們參加“宴會”的不能不驚詫，她這個隻會吃罐頭的人怎麼會幹這個的？她擠擠眼揚眉一笑，說：“學化學的還能學不會做菜？”噢！她是當作進行化學實驗一樣地去配菜和下鍋的。席間我說：“你們這兩個‘反動學術權威’，倒好像都會動手幹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