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禮樂禮製
《左傳》文公十八年記載季文子使太史克對魯宣公說：“先君周公製《周禮》。”《尚書大傳》說：周公“製禮作樂”。禮樂製度為西周主要的社會調控手段，集中表現了西周時期封建領主貴族的政治思想。
《左傳》昭公五年說，“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隱公十一年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隱公十一年又引周諺說：“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冕服玉人這裏觸及到“禮”的各個方麵：“禮”的目的是“守其國”、“定社稷”、“利後嗣”，也就是用以維係統治：“禮”的作用是“行其政令，無失其民”，實際也就是實行封建領主階級對廣大人民的統治；“禮”的內容有兩方麵，一是所謂“序民人”，即確定等級秩序，一是“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即確立周的宗主地位與異姓諸侯的臣屬地位，二者均從屬“禮”的目的。
禮可分為吉、凶、軍、嘉、賓五類。禮主要有兩條原則：一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二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左傳》襄公九年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製也。”《國語·魯語下》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可見，這條原則至遲在周初已明確也規定了。《孟子·滕文公上》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自然指各級貴族，勞力者則指從事各種勞作的平民和奴隸。這條原則反映了禮對社會分工進行了明確的限製。“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則明確指出禮隻適用於貴族，而刑主要是針對廣大平民的，這就道出了禮的本質。
禮對當時人們的行為規範提出了兩條基本要求，一是親親，即親其所親；二是尊尊，即尊其所尊。親親、尊尊的目的在於維護貴族內部的等級關係，解決並處理其內部分歧。貴族內部凡是有關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以及衣食住行、喪葬嫁娶、祭祀祖先鬼神乃至軍製政令等都必須按照一定的禮製來進行。因此，從本質上來說，禮是周王室維護封建領主製度的工具。憑借該工具，周王室在庶人以上的範圍內建立起符合統治階級利益和意誌的秩序。禮樂製度成為當時規範人們行為的基本準則，正如《禮記·曲禮》所言：“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公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禮樂既然是一種等級製度，自然存在著如何維係這一製度的問題，這裏有暴力的因素，也有意識形態方麵的因素。就意識形態因素而言，周人主要把“禮”本身作為辨別善惡、順逆的準則，變成一種道德規範。這可從春秋時人們談論西周禮的情況得到印證。《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說：“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從這裏可以看出，分別上下尊卑的禮主要靠“德”、“孝”這兩個道德規範來確定並維係其等級。維護等級尊卑，也就維護了“君令臣共”的“德”和“父慈子孝”的“孝”。這樣，循著“君令而不違”等“禮”的準則去行事，便是“善”，反之自然是“惡”。由善惡又導出順逆。《左傳》隱公三年說：“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也就是說，破壞貴賤、長少的等級製，破壞親疏、舊新的血緣《周禮》書影製，即破壞了“禮”，是“逆”；反之，以德行、孝道去維護“禮”，則是“順”。若“去順效逆”，必然“速禍”。“孝”在西周社會的作用，主要是用以維係宗法製。宗法製是以嫡長子繼承製為基礎的。嫡長子繼承，使周天子以及封建領主貴族的家庭財產不致分散，地位不致下降，體現了對父母的孝。而孝於先祖，便意味著“小宗”孝於“大宗”，諸侯孝於宗室。“孝”有利於維係宗法製，自然就有利於維護禮樂製度，有利於對人們的行為規範進行調控。
周王室雖然通過禮樂製度來調節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對於庶民，則主要運用法律條文來製裁其反抗。在《禹刑》、《湯刑》的基礎上，周代又製定了《九刑》。周公製定周禮，在所作的誓命中說：“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這表明《九刑》的主要內容，在於嚴懲那些所謂“盜”、“賊”的行為，維護封建製度的基本法則和封建領主貴族的根本利益。據《尚書·呂刑》所記，除墨、劓、、宮、大辟五刑之外，還有鞭刑和流放。判處五刑的律條，墨刑和劓刑各有一千條，刑五百條，宮刑三百條，大辟二百條，共三千條。法網之嚴密，遠遠超過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