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經學教材、教法
在隋唐教育之中，經學是權威學科，其內容主要是儒家思想，與吏學、文學、語言文字、考據、訓詁、政治思想、倫理、教育、文化習俗、社會環境等，均有極為密切的聯係。
隋朝統一之後，南北經學趨於相同。據《北史·儒林傳序》記載，當時“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皆集。……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裏。講誦之聲，道路不絕。”改變了近300年來“師訓紛論，無所取證”的狀況。隋初，劉炫、劉焯等人名噪文壇，以“學通南北，博及古今”而受到後學景仰。其“所製諸經議疏，縉紳鹹宗師之。”起初，在南北經學的交流中，北人較為主動，慕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辭，表理可觀，可以雅俗共賞，其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尤為北人稱道。而南學輕視北學的質樸，認為其學枯燥無華，俗目見之，初見可悅，很少動人之處，經學發展偏向南學成為當時的一種趨勢和時尚。正如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所說：“經學統一之後，有南學，無北學。南學北學，以所學之宗主分之，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及隋並陳，褚暉、顧彪、魯世達、張衝皆以南人見重於煬帝。南方書籍，如費彪《義疏》之類，亦流入於北方。人情既厭故喜新，學術又以華勝樸。當時北人之於南學，有如“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南北朝經學到南朝陳和北朝周時也較衰弱，其成果遠不如後來隋唐的義疏，多為抱殘守缺，故弄玄虛之作，吸收了不少魏晉玄學的內容。在漢學已逝，唐學未興之際，其主要貢獻在於創建了義疏這種注經形式，為後世的經學研究和經學教育拓寬了發展之路。
隋朝繼南北朝之後，亦有不少學者從事經學研究。據《隋書》諸家列傳記載，令狐熙“博覽經書，尤明三禮。”宇文攽文奉詔修訂《五禮》，作《尚書注》、《孝經注》行於世。明克讓著《孝經疏》一部，辛德源撰《集注春秋三傳》、《楊子法言法》。蕭威“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著《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40卷。”王孝籍“博覽群言，遍治《五經》”，“注《尚書》及《詩》”。張衝為漢王侍讀，著有《春秋義略》、《孝經義》、《喪服義》、《論語義》等近30卷。牛弘修撰《五禮》，勒成百卷。此外，像顧彪撰《古文尚書疏》20卷，魯世達撰《毛詩章句義疏》42卷，褚暉著《禮疏》100卷，劉焯撰《五經述議》，劉炫著《論語述義》、《孝經述議》、《春秋述議》、《尚書述義》、《毛詩述議》、《五經正名》、《春秋攻昧》、《注詩序》等。為當時的經學教育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教學參考書或輔助教材。在經學教育和研究中，當時湧現出如馬光那樣的“三禮”權威和房暉遠那樣的“五經庫”，經學教育已具備相當的規模和水平。
隋唐之際，著名學者王通在私人教學中對經學有較大的發展。他曾仿照孔子的做法開展私人教學，著《續詩》36篇、《元經》31篇、《易讚》70篇，其弟子記其演說彙成《文中子》一書。王通曾提出了許多新的概念範疇和經學教育主張，批評劉向、劉歆在治《春秋》時“棄經而任傳”，認為在《六經》中“《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製訂，《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指出了各種經書的教材特點、教學目標和各自的側重。和以往的經學教育不同，王通的教學推重《易經》。他教育學生注意鑽研和探討天、地、人的本質和相互間的聯係。其思想不僅在當時，而且對唐末五代乃至宋元之學均有深遠影響。
入唐以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等方麵的振興和繁榮都需要經學者進一步的發展。唐高祖李淵時期，詔置州、縣、鄉學，在國學立周公、孔子之廟，高祖親事釋奠之禮。唐太宗為秦王時，便“銳意經學”，在秦王府設文學館，召名儒房玄齡、杜如晦等18人為學士，共議天下大事。及即位，尊經學、興教化，在弘文毆集四部書20餘萬卷，並在殿側開弘文館，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敬、於誌寧、蘇世長、薛牧、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18人為學士，分班講論經義及文史，評論朝政，每至夜分乃罷。貞觀二年(628)太宗下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大征天下儒士為學官，規定學生凡通一經以上者，即任用為官吏，以顯示其尊崇儒經、大興文教的政策。貞觀二十一年(647)，又詔以曆代經學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範寧、賈逵22人配享孔子廟庭。表示對曆朝各派經學的普遍關注和兼容，為唐代經學的發展創造了一個較寬鬆的環境，在政策上避免了經學內部的分裂與爭鬥。
在傾聽各家名儒的講論之後，唐太宗發現“儒學多門，章句繁雜，”不利於經生學習，也不利於科舉選士，更不利於思想統治。為了將異說紛紜的經學統一起來，唐太宗下詔，令國子祭酒孔穎達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共180卷，於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時頒行全國。其間，曾有國子博士馬嘉運等對《五經正義》提出修改意見，使其書更加完善。自《五經正義》頒行之後，各級學校均以此為教材，每年科舉考試亦以此為標準答案。
從《五經正義》的內容上看，其《詩》主毛詩，《書》主古文，《易》用費氏一派，《禮》則注重實用博雜的《禮記》，《春秋》則偏重《左氏傳》，基本上以古文經為主，結合了一些隋唐經學研究的成果。作為教材，其偏重訓詁考據而輕視思辨和發揮。雖在一定程度上給教學、記誦、考試等等帶來便利，但對思想的發展卻造成相當大的束縛。正是因為經生士子習經應試皆墨守《正義》規定的標準答案，不敢提出異議、自立新說，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五經正義》一直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在唐朝乃至後代的經學教育和科舉考試中一直占據統治地位。
和前朝的經學教育有所不同，唐人在教材選擇中反映出一種“務實”的和鑽研的精神。如在《三禮》之中，《五經正義》首先選擇的是曆來不被重視的《禮記》。《禮記》雖在東漢末期獨立成書，但很晚才被人們傳習和尊信。較之內容枯燥乏味，難讀難懂的《儀禮》和《周禮》，《禮記》的內容更接近日常的社會生活，包括禮節、禮義、禮製、日常生活守則、孔子及儒家言行、儒學論文、時令、史料及多方麵的內容，內容廣泛、語言樸實，適應麵也廣，比起類似於禮單子和職官表的《儀禮》、《周禮》，其中的儒學精神更易為人們所接受，幫助人們具體細致地獲取多方麵的知識，了解儒家對人生、理想、教育、生活細節等等的思考。又如，唐代將《論語》、《孝經》、《爾雅》等儒學教材也抬到了“經”的高度。唐玄宗時已在“禦撰”的《大唐六典》中規定，在教學過程中和科舉考試時，均要重點考《五經》，並要求兼習《論語》和《孝經》。至唐文宗時，朝廷任長於經術的鄭覃為宰相，並在開成二年(837)依其奏議，刻九經文字於石，仿漢魏舊製，立石經於長安國子監，世稱“唐開成石經”。在文宗太和年間，石經內容增至12種，除加入《論語》、《孝經》而外，還增加了《爾雅》。這三部書入“經”，對唐代的經學教育有較大的推動。在統治者看來，作為孔子言論的《論語》和作為事親忠君之本的《孝經》包括了儒學最基本的思想內容。加之，此二書言簡意明，篇幅較短，又不像《五經》那樣難懂，粗通文字者便可習讀背誦，有利於官方思想深入人心。《爾雅》是諸經中較為特殊的一種，是訓釋古籍的工具。除解釋《五經》外，其所用訓詁資料還旁及《楚辭》、《莊子》、《穆天子傳》、《管子》、《呂氏春秋》、《國語》、《禮記》等。非常適合唐代以儒為主，旁及百家的文教政策。在教學中，其主要作用在於，使經學的語言分析成為一種高緣的學問受到教育者的重視。後人將《爾雅》比作“《六經》之戶牖，學者之要津”。(宋·林光甫《艾軒詩說》)視為“訓詁之淵海，《五經》之梯航。”(清·宋翔鳳《爾雅郭注義疏序》)其認識均源於唐。
“安史之亂”以後，官學諸生散亡，唐肅宗等欲再度興學，但學官、經師等已不能滿足需要。中晚唐以後，國家財政日趨困難，各級學校難以維持，經學教育的發展亦受到嚴重影響。進入五代以後，經學教育較之隋唐雖無大的發展，但興建學館、書院和雕印《九經》則為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當時，我國的印刷業和造紙業均有較大的發展，使作為教育重要媒介的書籍得以大量地印刷和流傳。當時，學者除廣泛從事抄寫之事外，還普遍傳閱各種刻本。書籍流傳的速度快，範圍廣，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學教育的恢複和發展，特別是帝王和重臣提供經書版本並主持經書的印行，更使經學圖籍傳播天下。據《舊五代史·晉書》記載，晉高祖因喜好《道德經》，即命雕版印行。沈恬的《夢溪筆談》亦說：“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道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為板本。”又據《爰日齋叢鈔》載：“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資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複盛。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刀敏校定《九經》，刻板印賣，從之。後周廣順三年(953)六月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播甚廣。”極大地推動了經學教育的普及。雕板印刷術創始於隋唐之際或更早，而其大發展和應用於教材印製主要在五代。起初主要是印詩集、韻書和佛經等。自後唐平蜀，受其雕板印經的啟示之後，儒家經典便在國子監中開始刊刻，和唐代的石經相參照，學習者可以在任何地方研讀儒家典籍，而不必非要到京師抄寫石經，為學人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尤其為經學在民間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