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的確，《本草綱目》在其成書後的400年間，不但在國內外一直發揮著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就是在今天，在國內外仍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內科學之發展
中醫內科學按其傳統概念，既包括傷寒之證治，也包括一般雜病之診斷和治療，明代之後的溫熱病證也是內科醫師治療的範疇。有關傳染病方麵我們在上節已作論述，此節我們將對傷寒學之發展作簡要述及，然後對雜病之發展情況作些重點介紹。
明代是研究醫聖張仲景《傷寒論》學說的重要時期，不同學派興起，代表人物有方有執、張遂辰、張誌聰、王肯堂、李中梓等。其中方有執為明清研究傷寒學說的著名代表，他精心研討傷寒20餘年，倡導《傷寒論》錯簡重訂，為有名之三綱編次派，認為仲景學說因王叔和編次而改易，之後又由於源流已遠，其間時異世殊，又多蟲蛀而殘，後人編撰而亂，故主張必須重新考訂，以求不失仲景原意。方氏認為：六經以太陽為綱，太陽病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綱，即後世三綱鼎立之說。他調整篇目，重排條文，編成《傷寒論條辨》8卷。方氏關於傷寒之學說對清代傷寒學派之影響甚大。
其次，是以明末清初張遂辰、張誌聰為代表的維護傳統學派，他們認為經王叔和編次的宋本《傷寒論》之三陰三陽篇，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應，鱗甲森然，絕非斷簡殘篇。甚至認為該書係醫學中的《論語》、《孟子》，不能增減一字，亦不可移換一節。可見其立論與方有執針鋒相對。張誌聰乃張遂辰之學生，師生合作推行維護傳統之學說。張誌聰不但推崇老師的《張卿子傷寒論》，還以章句法論證《傷寒論》連貫井然，並無遺漏，他還批駁方有執等三綱編次派是舉一而廢百，反失仲景辨證心法。這一學派也對清代研究傷寒學派影響很大。
王肯堂雖然並非傷寒大家，但他的《傷寒準繩》，傾注了一生學《傷寒論》、研傷寒之說、治傷寒病、論傷寒學派得失的心血，亦為研究《傷寒論》之重要參考書，影響於後世者甚廣。王氏非常崇敬張仲景，他認為：2000年來，其間以醫名世，為後世所師承者，未有不從仲景之書悟入。他尊仲景若儒門之孔子。他還認為傷寒法不但可以治療傳染病，還可以用以治療內科雜病，確是獨到見地。《傷寒準繩》是對仲景《傷寒論》的發揮和發揚的著作。該書首列序例入門，辨證內外傷，及類傷寒辨；其後則以傷寒總例居前，敘傷寒之四時傳變，及汗吐下法，又愈解死證，陰陽表裏，傷寒雜病，類證雜論，察色要略：以下又分次論太陽病，陽明病……等。所以，汪琥認為“傷寒之書，至此可為詳且盡矣。”
內科雜病在有明一代亦甚昌盛，名家輩出，學派林立。首先，醫學家們在前代內科雜病進步的基礎上，更為重視辨證論治理論的運用。如孫一奎(字文垣，號生生子，安徽休寧人)，在其著作《赤水玄珠》一書中強調：凡證不拘大小輕重，俱有寒熱、虛實、表裏、氣血八字，苟能於此八字認的真確，豈必無古方可循。樓英在其著作《醫學綱目》中指出：必先分別氣血、表裏、上下、藏府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虛實、寒熱之邪以治之。明代內科雜病學醫家、醫著，幾乎無不強調臨床之辨證論治以及理、法、方、藥之運用。兩相結合，是明代內科學家的一大特點。
明代著名內科雜病學家——薛己(1488～1558)，字新甫，江蘇吳縣人，世醫出身，他的著作《內科摘要》，是我國醫學史上以內科命名學科、書名之最早者。16世紀初被選入太醫院作禦醫，後被提升為太醫院院使，醫名鵲起，他除了恭身醫療實踐外，於著書立說孜孜不倦，所以他的知己好友敘說了薛已在家中“蓬頭執卷，抽繹尋思”的攻研醫理和埋頭於著述的情景。他的著作特點是每論均附有醫案，以臨床經驗之例證，說明理、法、方、藥的依據，既重視前人經驗理論的整理，又著重自己的獨立見解，於內科雜病之發展頗多助益。薛己又是明代內科疾病治療倡導溫補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論依據是，他們認為內科雜症多屬脾、腎虛損之症，故用藥處方多注重溫補藥物之應用。溫補學派除薛己外，還有著名醫學家孫一奎、張景嶽、李中梓等，其影響十分廣泛而且深遠。
張景嶽(1562～1639)，名介賓，浙江紹興人。雖然致力於醫學研究較晚，但由於其刻苦過人，學術日精，醫名大振於時。張氏學術思想曾有過截然不同的轉變。最初，他十分推崇元代著名補陰學派創始人朱丹溪的“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學說，但中年以後隨著自己學理的提高和臨證經驗的積累，轉而對老師的學說持批判的態度，晚年力主“陽非有餘，真陰不足”的理論觀點，認為人體虛多而實少。因此，在其代表著作《景嶽全書》中，頗多“補益真陰，元陽”，“滋陰養陽”，“溫補脾腎”之論述。同時可見慎用寒涼和攻伐方藥之主張。他繼薛己之後而超出薛己之影響。
有關內科學之著作在明代十分豐富。秦景明，名昌遇，在學術上推崇元代名醫朱丹溪的《脈因證治》，然而他認為，臨床診療疾病，更應首先重視疾病症狀表現之調查掌握，在全麵掌握疾病證候的基礎上，然後探求病因，再審脈象，最後根據辨證候、查病因、審脈象，進行綜合分析，得出治療方案。如此診療程序比先審脈、次求因、再辨證更科學。基於上述認識，他撰寫了《證因脈治》一書，總結了自己在診治內科雜病的經驗和理論，對發展明代內科學不無小補。其他如王肯堂的《雜病準繩》，虞天民的《醫學正傳》，王綸的《明醫雜著》等等，亦為影響深遠之佳作。此外，還出現了不少內科疾病之專門著作。例如鄭全望的《瘴瘧指南》(1609)2卷，盧之頤的《痃瘧論疏》(1657)，張鶴騰的《傷暑全書》(1623)2卷，方有執的《痙書》(1589)1卷，龔居中有關結核病專書《痰火點雪》(1630)4卷，胡慎柔的《慎柔五書》(1636)以及汪綺石的《理虛元鑒》等。專論寄生蟲病者有周履靖的《金笥玄玄》(1597)1卷等等。許多都是很有開創性的重要專著。在此影響下，清代的有關疾病專著更為豐富多彩，它標誌著我國醫學發展到明代，對疾病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外科學發展的成就